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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站在被告席上受审的日本战犯。 |
与西方国家约五十种、日本三百余种关于东京审判的著作相比，在中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长期乏人问津，著作成果也相对滞后。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与相关工作的推进，改变了中国在东京审判研究领域长期失语的局面。然而目前，这一项研究仍然非常“冷门”，相关研究者十分匮乏。
几场秋雨过后，北京的天气渐渐转凉了，但一股“阅兵热”却在迅速升温。
这场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而举行的大阅兵，于8月23日的大预演率先惊艳亮相。
北京人民、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都在热切盼望着9月3日正式大阅兵这一天的到来。
众所周知，这场伟大战争的胜利是以东京大审判作为句点的。但对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审判的细节，国人却知之甚少。
就在北京阅兵大预演的前两天，法治周末记者来到上海，寻找东京审判研究的“中国声音”。
8月的上海正值雨季。8月21日傍晚，剑川路950号院1号楼，正湿漉漉地立于街边，静谧、寂寞、昏暗，与周遭明明灭灭的灯火喧嚣相比，像旧胶片里才有的建筑。
中国国内首家专门研究东京审判的学术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就在这里。
“在东京审判研究领域，我们要有所坚持，发出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程兆奇翻开手边的研究资料递给法治周末记者。
“深入研究东京审判，对发展现在的国际关系具有很深远的意义。”办公室里，程兆奇仔仔细细地整理着成堆的文件。他身后，关于这场审判的上百卷图书清样摆满了一整墙书架。
时间退回70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国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自此，历史上著名的“东京审判”开始启动。
直至1948年11月12日，这场历时两年半的审判才正式结束。
“东京审判共开庭818次，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程兆奇指着墙上的一排排资料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道。
作为人类历史上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存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审判，东京审判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东京审判)不仅涉及近代历史学，还涉及到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为法学、史学、政治学都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源。”程兆奇说。
数十年的研究空白
在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担任首席专家、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可以肯定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论是历史贡献，还是在法律意义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传统国际法关于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普通战争罪以外，东京审判明确提出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标志着战争法质的飞跃。”
对此，今年94岁高龄，中国目前唯一一位参与过东京审判，并依然健在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高文彬回忆称，东京审判确立了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为国际法上的重大犯罪。“在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之前，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并没有发展成为国际法上的成文法，这次审判是第一次正式将这两项极大危害人类和平和生存的犯罪概念引入到战争犯罪审判中。”
然而，与目前西方国家约五十种、日本三百余种关于东京审判的著作相比，在中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长期乏人问津，著作成果也相对滞后。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亲历东京审判一代人的陆续离世，在中国，这份历史的记忆逐渐模糊。对许多普通人来说，东京审判已成为一段知其名却不闻其详的失落历史。
“很多人以为，由于父亲的关系，我很小就知道东京审判。”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年逾七旬的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对法治周末记者坦言，事实并非如此。
当父亲向哲濬开始为东京审判奔忙时，向隆万仅仅5岁。“那是一段父亲不常提起的历史。直到近年来不断被人问起，我查了资料才发现，国内关于它的研究竟然几近空白。”
“上世纪50年代，还有零星书籍出版，可在那之后的数十年，别说关于东京审判的证据、细节及研究，就连‘东京审判’4个字在国内也几乎看不到了。”向隆万叹息道，“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断了！”
“相对日本和西方国家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我们以前做得实在不够。”面对中国对东京审判研究的窘状，程兆奇坦言，相关的资料和证据，西方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就多次结集影印出版，日本则更早，其法务省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陆续搜集相关资料，60年代便影印出版。
而中国对相关文献资料搜集出版上的落后，也造成日本的部分学者，利用证据和细节上的纰漏之处，对东京审判的公正提出质疑。
“比如说是不是战胜国参与的审判就是‘胜者的审判’？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是不是前无所承的事后法？”程兆奇称，类似的质疑声，近些年来一直存在于一些国家的研究中。
以东京审判证据第327号为例，在南京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陈光虞题为“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中，曾描述其在南京对日军暴行进行调查时遇到的困难。
“此间因敌方欺骗、妨害激烈，民气消沉，自动举发者甚少，即派员访问，亦竟有噤若寒蝉，或否认其事实。”这句所谓“庭审时的日语速记”，曾被多位日本学者引述怀疑，“调查发生在日本投降数月之后，南京怎么还有‘敌方欺骗、妨害’，为何百姓还不敢说”？
“如果世界上只存在这份日语速记，那我们真是无言以对。”程兆奇笑中有几分无奈，“所幸，这份调查报告的原始文本还在我们这儿，原文是‘惟此间经敌伪摧残最烈，民气消沉……’和日语速记的‘证据’意思全然不同。”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样在“证据”上的针锋相对可谓少之又少。
程兆奇曾在日本生活过很长时间，在他看来，一些研究东京审判的日本学者会为了一张照片、一条证据满世界搜寻，为其质疑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战争提供证据；而我们常常提“正义的审判”，却无法从证据细节上让他们哑口无言。
“以后，我们要回应他们的质疑，至少要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程兆奇说，因为事关东京审判，对于这些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意义，不可能仅仅限于学术。
终结长期失语局面
然而，在国内现存资料匮乏的尴尬处境之下，该如何找回那段失落的历史？
直至2005年，向隆万感到，这段历史的转机或许出现了。
当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进行了历史性的高度评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2006年起，向隆万踏上美国的土地，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一些关于东京审判的记载，哪怕只有只字片语。
从泛黄的报纸、翻拍的照片到影印的庭审记录、重录的庭审录影、回忆录……几年来，这位退休老教授的足迹遍布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等地。
笔、照相机、摄影机，向隆万用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去了解和记录那段尘封的历史。
2010年3月，向隆万编著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出版。该书首次在国内发表了向哲濬部分法庭申述和辩论的英文原文及中文译文，许多此前不为人熟知的历史真相被一页页揭开，而这些资料正是由向隆万5年来自费从美国等地收集而来。
与向隆万带有家族传承而来的使命感不同，在程兆奇眼里，东京审判还有另一层意义。
“中国代表团对东京审判的贡献很大，但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发现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相关文献，我们对中国代表团究竟有哪些贡献其实很茫然。”程兆奇表示，“当然不仅是中国代表团，东京审判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研究都还很不足。”
而谈及中国东京审判研究落于人后的原因，程兆奇指出，第一手资料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今天的当务之急是搜集、整理、出版东京审判的相关文献，为国内有志于研究的学者所用。”于是，原本主要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程兆奇毅然转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有关东京审判的工作。
只是，个人之力毕竟有限。直到几年前，程兆奇在上海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遇见了向隆万。两人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共同关注很快催生出了一个新的变化。
2011年，在向隆万的不断奔走呼吁下，当年5月3日，在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中国国家图书馆成立了研究中心，标志着中国学者有了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集中研究与东京审判有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作为主任，程兆奇主持研究中心的日常运转工作，以期改变中国在东京审判研究领域长期失语的状况。
“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国内至今没有出版东京审判的基本文献。”程兆奇称，研究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拟定了分批、全部出版东京审判档案文献的计划，同时，对海外相关论著的翻译也在加紧展开。
文献搜集整理困难重重
然而，这些工作远不像程兆奇轻描淡写地描述的那样简单。
新生的研究中心首先面对的问题，便是由于国内相关文献太少，而海外已出版的相关文献国内图书馆又没有收藏，要搜集文献并出版，任务繁重。
“毕竟，东京审判涉及内容太广，中英文、日文版本的记录都留下了不少讹误，而已出版的英日版本文献之间，也多有不同。”这无疑加大了程兆奇的工作难度。
而数量繁杂的庭审记录和证据文献，光影印出版不够，还要考虑到它作为工具书，如何方便地被使用。
于是，在反复考虑研究的实际需要的前提下，研究中心制作了索引和附录，包括全篇人名索引、证据索引、出庭人物索引、重要事件索引和附录，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最为详尽的索引类工具书。
索引、附录的编纂由程兆奇负责，工作繁复不易的同时，他和同事们还发现，证据存在的各类疏忽，远超过他们的预想。
尤其在姓名和职衔上，同名异译、一人多名等错误相当普遍。“一位抗日将领‘秦德纯’，最后统计发现他名字的不同英文拼法，竟然有13种——读者哪搞得清是同一人啊。”程兆奇说。
2013年，经过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近两年的编纂，80卷、近5万页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及3卷《索引、附录》面世，真实、完整再现了东京审判的庭审全记录，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立证、辩方立证、法庭判决等审判全过程。
两年后，2015年5月，50卷、约3万余页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版)及3卷《索引、附录》也相继出版，成为东京审判开庭以来，庭审证据首次在全球范围内的完整刊登。
而这些法庭证据，有相当一部分系被美军缴获的日本政府未及销毁的秘密档案，包括红十字会或其会员团体的报告书和有关的个别人员的报告以及与案件有关的私人日记的摘录、信札和其他的私人文件等。
两套大部头丛书涵盖所有重要资料，均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搜集而来，既有交叉，又有补充，两者构成系统性的法庭审判文献，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外，研究中心的其他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重大攻关项目获得了国家资金支持，“东京审判研究丛书”陆续出版。
2015年8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献展”开展，同时“东京审判资源库”也在国家图书馆网站正式上线。
这些成绩都是令程兆奇感到欣慰的变化。
缺研究者的“冷门”如何继续
不过，在程兆奇看来，中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在中国调查东京审判其实阻碍依然很多。”程兆奇直言，近30年来，在我国两千多个县实施的县志工程中几乎没有对抗战相关问题作过深入调查。
而研究中心的工作，始终离不开充足的档案和资料。
在程兆奇看来，与国外开放的专题性资料馆、档案馆相比，我国相关档案、资料机构的开放程度远远不够。
但同时，在他眼里，虽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印度、荷兰等国家，甚至台湾地区的主要资料收藏机构情况已大体明了，但由于这些机构所藏文献数量庞大，不仅多有重复，且看似完整的文献也有散落。“对此，研究中心已着专人开始进行研究。”
此外，程兆奇提出，东京审判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并不仅限于狭义的审判本身。
“日本近代史、东亚近代史、中日关系史、日美关系史及国际法、国际刑事法庭的发展作为东京审判的前因和后果，与东京审判都有着密切关系。”程兆奇指出，广义的东京审判研究，由于时空跨度大，涉及领域广，远非少数人可以包揽。
可一个实际问题是：人从哪来？
“研究中心说白了到现在，在编的工作人员还只是程老师(程兆奇)一人，光杆司令。日常工作都是程老师(程兆奇)带着他的学生或者实习生在做，很辛苦。”向隆万的调侃里带着几分无奈，“现在研究中心的研究多为历史研究角度，在法学和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局面一直没有打开。”
针对这一情况，程兆奇也向法治周末记者坦言，“东京审判研究几十年来都是冷门，专项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几个，也很少有年轻人以此为研究方向，人力确实是个问题”。
“再一个是资金。”程兆奇补充道，目前研究中心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拨款，以维持日常运营，一部分以项目形式申请国家专项资金。
但随着研究中心的不断发展，“中国对日审判”“与中国有关的他国审判”“东京审判对国际法和国际刑事法庭发展的影响”“东京审判对战后东亚格局形成及对以后东亚关系发展的影响”等研究课题在研究中心陆续上线，“人力和资金确实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桎梏”。
程兆奇说，在这个意义上，对东京审判研究还任重道远。
来源：法治周末 2015.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