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各界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大会10月5日下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两岸四地及海外的逾1300位嘉宾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等担任主礼嘉宾。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等作为嘉宾在大会上发言。
慰问抗战老战士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在发言
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在发言
向隆万教授香港大会讲话
2015年10月5日
同胞们，朋友们：
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这样隆重的纪念大会上发言。
香港同胞在抗日战争中曾经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也蒙受重大牺牲和蹂躏。我们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最近全文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其中有26页提到香港。前面17页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划和实施对香港的侵略过程；后面9页是日军在香港的暴行。
抗战时期，对香港这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地，日本人始终有觊觎进而践踏之心。1939年,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一再鼓吹“占领香港”；1940年7月27日，日本联络会议决定，“为了准备可能发生对香港的攻击，日本军队已实行总动员。” 1941年12月8日，早上8:00香港遭受第一次攻击。17天之后，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
日本军队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民众的暴行令人发指。《判决书》专门设置一章，也就是第八章，标题是《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有170页之多。南京大屠杀专门列了一节，其中提到：“在日方占领南京市后的最初两三天内，至少有一万二千名非武装人员的中国男女儿童被杀害。…占领后的第一个月，南京城内约发生了两万起强奸事件。…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以上。”
从日本侵占香港到投降，一共三年八个月，在这段时间，日本的暴行也是罄竹难书。下面我就读几段《判决书》提到的暴行：
第1项相关暴行是‘大屠杀’…1941年12月在香港屠杀时，日军曾进入St. Stephens College的军队医院，用刺刀刺向卧在床上的病人、伤员，强奸和杀害医院值班护士。”；第2项相关暴行是“拷问及其他非人道的待遇”；第3项相关暴行是“以运输俘虏船为目标的攻击”；第4项相关暴行是“强迫俘虏和被拘禁者宣誓…拒绝宣誓签名的某些香港俘虏被监禁在没有食物的监狱內，并且他们被迫跪了一天，如果他们动一下就要挨打。”；第5项相关暴行是“强加过重和非法的处罚。…已经证实在下列收容所中，对于企图逃走者处死刑：中国辽宁省的沈阳、香港，马来亚的新加坡；缅甸的墨吉；…”等等。
《判决书》还列出了日军其他的暴行，虽然和香港没有直接关系，仅列出这些暴行的名称，就骇人听闻。例如 ‘死亡行军’”、“解剖活人和吃人肉”，等等，比野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东京审判中，中国代表团前后只有17名成员。但是他们精诚团结，殚精竭虑，不辱使命。由于中国检察官的提议，日本战犯的罪行自1928年算起：由于中国检察组提供大量人证物证，中国法官团结法官中的多数派、争取中间派，最终判决全体被告有罪，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法西斯元凶被判处绞刑！
除东京审判以外，在中国、苏联和亚太地区还有五十多个法庭，审判日本乙丙级战犯。1946年3月28日到1949年2月18日，英国主导的香港乙丙级审判中, 审理了46宗案件，123名被告中，最终判处死刑21名，终身监禁2名，有期徒刑85名。习近平主席有精辟的概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中国、苏联等国家的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东京审判已经过去将近70年。当时的几条原则今天仍然适用。包括：（1）发动侵略是犯罪，必须接受审判；（2）反人类暴行不论是否宣战，不论对敌国还是本国人民，都是犯罪，必须接受审判；（3）发动和执行侵略、对平民俘虏施暴的个人也有罪，必须接受审判。
由于历史原因，东京审判也留有不足和遗憾。战后美国希望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苏联，日本一批罪行累累的甲级战犯逃脱了审判。例如岸信介，在伪“满洲国”任高官，后来在东条内阁任商工大臣，曾在日本对美宣战书上副署，被美国从巢鸭监狱释放了；“731”细菌部队的罪行也被美国包庇了；特别是在冷战影响下，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没有得到彻底批判。这就导致了日本右翼始终企图否定东京审判，为日本战犯翻案，近年来有越演越烈之势。今年6月，日本自民党宣称要成立专门组织“验证”东京审判，声称东京审判“是依据事后法进行的裁决，在法律上有问题”。最近，日本参议院更是强行通过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安保法案，意味着日本战后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转换。人们担忧，新安保法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将彻底动摇日本战后和平立国姿态。因此，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研究东京审判，牢记历史教训，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里，我特别希望有更多年青朋友投入到东京审判的研究中去。最后，我想引用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两位先辈的话结束我的讲话。
向哲濬检察官，也就是我的父亲，晚年曾经说过：“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得以扬眉吐气！”
梅汝璈法官则有一句名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