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小侃梅小璈为推进东京审判研究克尽绵薄”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昨天下午，曾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后人梅小侃、梅小璈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今天起举行的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
从1985年整理父亲遗作开始，到至今保持与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合作，尽管并非专职从事研究，但梅氏姐弟运用各自专长，在“天然的责任感”驱使下，为国内的东京审判研究耗费大量心力。近日，由他们编辑的《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一书即将出版，书中首次公布了《东京审判期间的部分函电》，他们还为此书撰写了前言和多篇“编者按”，为这段失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父亲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据理力争，将东条英机等人送上绞刑架
“到今年，父亲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在父亲生前，我几乎不了解他的经历。”梅小璈说，1952年他出生时父亲已48岁，1973年父亲离世时他才21岁。父亲虽对他和比他年长两岁的梅小侃慈爱有加，但年龄差距还是对父子间的交流构成了障碍。加之当年又逢父亲被打成“右派”与“文革”动荡，使得神经紧绷的父母少言寡语。
直到父亲过世12年后的1985年，梅小璈才开始了解父亲的工作。那年恰逢反法西斯胜利40周年，梅小璈与出版社联系，在工作之余编辑整理“文革”后索回的父亲手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叠写于1962年至1965年的手稿，记述了包括法庭组成与法官们席次排定过程、甲级战犯名单确定及逮捕受审经过、检察团和辩护团组成和职责等重要史实。可惜的是，这本书只写了一半就因“文革”而中断了。1988年，这半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版，成为国内最早一批关于东京审判的著作之一。
“在逐字逐句阅读父亲遗作的过程中，我渐渐了解了父亲与东京审判，尽管至今都不算详细。”梅小璈说，儿时隐隐约约听说父亲是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进行的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后来才渐渐体会到父亲这一身份背负的责任和他的努力，包括父亲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据理力争获得较高座次；包括在量刑问题上与其他法官激烈争辩，力主死刑，将东条英机等人送上绞刑架等。
“有巨大的牺牲才有胜利，有胜利才有审判，有审判才成全了法官”
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部遗作外，梅家还留有梅汝璈的一册日记，记录了他从上海起程到东京开庭后数日共50余天的经历，中间略有缺页。在日记最后，梅汝璈写道：“（1946年5月）14日起见另册”。只可惜，“另册”与“文革”中其余被没收、销毁的资料和摘记一样，已杳无踪影。“虽然日记可能无法反映东京审判的全貌，但不难从中看出父亲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苗头。”梅小璈说。
“除了文字资料匮乏，我们还非常遗憾当年没有通过家庭对话留下二手史料。”梅小侃说，父母谨慎低调，极少在家谈论相关话题。当年一句“家训”就是：“你们少起劲，有巨大的牺牲才有胜利，有胜利才有审判，有审判才成全了法官。”
当梅小侃考上国际法学泰斗王铁崖的研究生，对东京审判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与知识储备时，父亲已过世多年。“母亲虽帮父亲誊写了很多手稿，也做过东京审判期间两年多各类新闻的剪报，但她对内幕知之甚少。”梅小侃说，父亲那些还没来得及展开论述的写作提纲、还没有抄录的手稿及大量资料的不知所终，常让她扼腕叹息。“参加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都已不在人世，有些事情可能永远是个谜了。”梅小璈说。
尽管正史资料不足，但随着近年来国内对东京审判的重视度越来越高，一批经艺术加工的相关文学和影视作品应运而生，其中一些内容令梅小璈颇感忧心。比如，梅汝璈曾在1946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因为起诉书快要起草完成而中国资料收集的不够……各方又在催他搬出饭店，这使他更感烦闷。我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但是，（照东京审判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则）法官是不能与检察官互助合作的，我不胜其爱莫能助之感。”可是，有的文学作品写梅汝璈和向哲濬天天在一起研讨如何给战犯定罪，“这是特别不符合史实的臆想，而且容易为日本国内某些力图否定东京审判的势力所利用”。
尽管国内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这个队伍
最近，受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委托，曾长期在外企担任法务工作的梅小侃，协助工作人员将该中心编辑的《东京审判文集》译成英文。这部文集收录了东京审判时中方检察官向哲濬、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三位直接参与者的著述，及多篇目前国内学者从历史学、法学角度研究东京审判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论文。
“法律是严谨的，历史是沉重的。”梅小侃说，为了忠实地反映作者观点，她总是在确认自己完全理解作品原意后，再按作者思路去行文，常常为句式和词语煞费苦心。“不管有多少困难、花多少时间，与东京审判研究有关的事，在我心里是排第一位的。翻译工作，无论是在当年的东京审判期间还是在今日的研究中，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让梅氏姐弟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国内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这个队伍，其中有不少年轻人。在基础材料方面，近年来从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等处搜寻购入了大量胶片和文稿。“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现在大规模地做整理和索引工作，很繁琐，但能为将来的研究奠定基础。”梅小侃说。
此前，梅小侃完成了一本国外前年出版的国际论文集《超越胜者之正义》的中文翻译，出版在即。她希望在提供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引进他们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特别是他们“从原始资料起步，注重结合当前形势展开分析”的思路，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
“有了翻译和交流，现在掌握的材料比过去丰富，研究成果也会更扎实。”梅小璈说，“或许仰赖各方努力，能弥平父亲写作中断、资料丢失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