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找寻失落历史的追梦人
本报记者 吴宇桢
8月15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68年前的今天，发动野蛮侵略战争的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亚洲诸国人民所蒙受的深重灾难终于画上休止符。作为对日本近代以来对外侵略和暴行的定谳，把日本战犯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的则是随后进行的长达2年半之久的东京审判。
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东京审判的伟大意义毋庸置疑。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60多年来，东京审判被逐步边缘化，和东京审判相关的老一代人陆续离世，这份记忆正逐渐远离人们视线。对许多普通人来说，那是一段知其名、不闻其详的失落历史。
当人们日渐遗忘的时候，有人却在纷繁的卷宗文献之间，不辞辛劳地找寻历史的碎片。还原一段应被熟知的历史，讲述其存在的重要意义，成了他们攒在手心里的珍贵梦想。日复一日，他们找回来的，不仅是一段带着伤痛记忆的历史，还有一个民族从未失却的对于正义与尊严的执着。
“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断了！”
上海剑川路950号1号楼四层， 散发着与这幢楼其他楼层截然不同的气息：静谧，寂寞，执着，岁月仿佛在这里凝结。
中国国内首家专门研究东京审判的学术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坐落于此。在那里，时间的指针定格于1946年至1948年，所有一切都与一段沉重往事紧紧相连。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审判28名日本甲级战犯。那是历时924天的审判。自1946年5月开庭至1948年12月宣判终结，其间共开庭818次，庭审记录长达48412页，文字达1000万字，419人出庭作证，出示法庭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446页，宣读判决书达8天之久，吸引了20万旁听者。其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而了解那段历史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其中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向哲濬，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先生的父亲。
60多年前，时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濬受命组团赴日，任中国检察官。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他慷慨陈词，以大量证据将松井石根的“无罪抗辩”驳斥得体无完肤。最终与各国同事合力将东条英机等7名犯下累累罪行、欠下无数血债的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为中国及亚太地区人民伸张了正义。
“很多人以为，由于父亲的关系，我很小就知道东京审判。”已年届七旬的向隆万笑着对记者说。事实上，当父亲向哲濬开始为东京审判奔忙时，他才5岁。在他的记忆里，将父亲的身影与东京审判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一台“雷明顿”牌的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黑色机身和47个圆形按键。父亲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夜，“嗒嗒嗒”地敲打出一页又一页英文资料。
“那是一段父亲不曾经常提起的历史。直到近年来不断被人问起，查了资料才发现，关于它的国内研究竟然几近空白。”出于对父亲的深切崇敬，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向隆万强烈地意识到，东京审判与中国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断了！”然而，当时他也有所顾虑：一位退休的数学教授，对史学与法学的研究几乎空白，在国内现存资料零星的尴尬处境之下，该如何找回那段失落的历史？此外，由于派人参与东京审判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长期以来，“东京审判”这个词也带有一些时代造就的“尴尬”，会否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重重考量之下，2005年发生的一件事使向隆万意识到，这段历史的转机或许出现了。当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进行了历史性的高度评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2006年起，向隆万踏上美国的土地，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一些关于东京审判的记载，那怕只有只字片语。泛黄的报纸、翻拍的照片、影印的庭审记录、重录的庭审录影、回忆录……几年来，这位退休教授的足迹遍布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等地。笔、照相机、摄像机，还有自己的眼睛与大脑，向隆万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办法来触摸并记录那段历史。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许多海内外朋友都对这份关于追梦的“事业”进行了大力支持，有的帮忙解决路费，有的帮助联系线索。妻子蒋馥是系统工程教授，退休后始终和他一起求索。“一开始，我就不是一个人。”向隆万说。
几多辛劳，几多收获。2010年3月，向隆万亲自编著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出版。该书首次在国内发表了向哲濬部分法庭申述和辩论的英文原文及中文译文，这些资料正是由向隆万近年自费到美国等地收集而来。
于是，许多此前不为人熟知的历史真相被一页一页揭开：从1946年5月14日，向哲濬代表中国的开场讲话，到1948年4月16日他代表国际检察处宣读对战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最终诉词，期间涉及日本战犯阴谋策划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伪“满洲国”及汪精卫等傀儡政权的建立、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以及南京大屠杀等许多罪行。这些在国内均是首次发表。
在学者季卫东看来，在详实的史料面前，向哲濬作为中国检察官有两项重要贡献。一是，主张把1928年6月4日以炸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作为起诉的始点，比中日战争发端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提法提前了九年多，使审判得以超越所谓“胜利者的制裁”的单纯实力逻辑，而具有更显著的“文明的制裁”的规范色彩和正当性。第二，他要求在审理侵华问题时不仅把“杀人”作为诉因，而且把“残虐行为”也作为诉因，这就扩大对日本战犯的惩治范围。
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工作室里，向隆万还为记者展示了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翻拍的一段录像片段。
“我们精通法律的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然而，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那是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法庭上的开场发言。大义凛然又淡定从容，这是向隆万不曾见到的父亲的另一种模样。他深深地被震撼了。他觉得，那时的父亲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用掷地有声的话语捍卫祖国的尊严，那样地神圣不可侵犯。
如今，随着《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的出版，向隆万觉得自己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总算对父亲，对那些为东京审判付出过巨大努力的前辈们有所交代了。”
“晚了也要走，晚了更要走”
如果说向隆万对那段失落历史的找寻，带有一种家族血缘传承而来的自发使命感，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则用一种历史学者特有的视角来看待这场世纪审判。
“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东京审判的意义不彰自明。东京审判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奠定了二战后的东亚地区格局。作为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员，为将侵略者送上绞刑架，参加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及助理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提供了战争嫌疑犯名单、大量人证和物证、参与起草判决书，为东京审判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得以扬眉吐气”。多年以前，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曾这样评价东京审判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
“翻阅历史，我们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但那多是民族情感上的，并不是白纸黑字，更构不成说理的证据。从东京审判的意义以及与中国的关系这两点来看，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几乎是空白。”程兆奇对记者说。
其实，关于东京审判，国内有过零星的著述。1986年余先予、何勤华撰写的《东京审判始末》出版，这是中文世界第一部全面叙述东京审判史实的著作，也是以后人们了解东京审判的主要依据；1988年出版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和2005年出版的《梅汝璈日记》残卷，是中国有关东京审判几乎唯一的第一手记述。
“可是与海外研究相比，这些显然远远不够。”程兆奇说，东京审判的研究，西方特别是日本，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东京审判的专书，西方约有五十种，日本不下三百种，但没有一种以中国和东京审判为主题，也没有一种以对华暴行罪为主题，而作为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这是不能忽略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这一步我们已经走晚，但晚了也要走，晚了更要走。”坐在记者面前的程兆奇眼里其实有着浓重的焦虑。尤其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蠢蠢欲动的当下，这种“空白”令他感到不安：如果东京审判随时可以被推翻，我们拿什么来讲日本曾经是侵略者？
程兆奇认为，除了一些可以想象的时代原因，第一手资料的缺乏是中国东京审判研究存有空白的致命原因。要真正彰显东京审判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必须填补“空白”。于是，原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程兆奇毅然转向，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东京审判的史料收集、分析与论证之上。他也许并不是多产的学者，但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踏实。只是，个人之力毕竟形单影只，直到几年前，他在上海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遇见了向隆万。俩人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共同关注很快催生出了一个新的变化。
中国东京审判研究的转折性变化始于2011年。在向隆万等人的不断奔走呼吁下，引起学界和各级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当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六十五周年之际，上海交大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标志着中国学者有了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集中研究与东京审判有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作为主任，程兆奇主持中心的日常运转，在三个方面狠下功夫，以期改变中国在东京审判研究领域长期“失语”的状况。首先，考虑到国内至今没有出版东京审判的基本文献，中心拟定了分批、全部出版东京审判档案文献的计划，得到了各方面特别是国家图书馆的全力支持。再者，对海外相关论著的翻译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另外，中心在自身研究的推动及研究队伍的充实上也取得一定进展。 “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重大攻关项目获得了国家的资金支持，中心也陆续进了好几个有志于从事东京审判研究的青年学者和学生。此外，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也迅速引发了海外有关学术机构的关注。中心出版的《东京审判文集》已被剑桥出版社收入该社的“中国文库”；最近出版的一本日本专著甚至专门提到中国首次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这些都是令程兆奇感到欣慰的变化。不过，对他来说，做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的梦想才刚刚起步。这并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他要从繁浩的史料中梳理出来的，不仅仅是如烟往事，也不仅仅是被淹没、被遗忘的历史功绩，还有一套合法正义的命题群。正是这些规范性命题构成了战后世界和平体制和亚洲新秩序的框架。“希望在将来，东京审判研究能够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程兆奇说。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正如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生前在日记中所言：“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东京审判这页历史虽然已经翻去了六十多年，今天仍然引人瞩目。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战争的较量将是长期的。日本靖国神社至今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幽灵，否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言论更是时有可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强烈愤慨和警惕。因此，重温历史，让事实说话，对有良知的人们而言，是一项重要的共同使命。而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梦想面前，我们希望出现更多的追梦人。在这个意义上，东京审判的故事还远未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