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统老师
赵玉蕙（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一次见刘老师是在北京念书之时。有一天找导师，见她神情颇为开心，对我说：“刘统回北京了，他是我朋友，跟我见见他去”。于是成府路校门外，马路对面的一个高大身影成了刘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确如导儿描述的：“军科院的大校，长得可威风了”。见面刘老师一开口：“哟韩茂莉，这是你新招的学生啊”。京腔自带的轻松劲儿让人迅速放下拘谨。就这样，刘老师后来几次来北京，我便同师门中人跟着导儿一起聚餐于各种西北饭馆。刘老师爱吃懂吃，每次总忍不住调侃导儿挑食的脾气，“你瞧你顿顿就吃点土豆茄子面皮”。但每次他却也由着导儿定去哪吃，自己乐呵呵地边吃边聊。
刘老师拜谭其骧先生门下，算起师承，我可以叫声师伯。人生际遇大多想不到，念书时在历史地理专业上未得刘老师指点，毕业后却蒙他引荐，跨进交大校门。我忘性大，不过当年在导儿办公室盯着看电脑屏幕上刘老师的邮件的场景倒记得很清楚。现在想，也许是里面“东京审判”这个词过于陌生，即使像我这样的转专业“惯犯”也犯了嘀咕：凭我去那可以干点啥？后来，在华山路校门外忐忑地等着刘老师来接的场景同样记得清楚：他从门里出来冲我一招手，还是一如既往的轻松口气：“玉蕙，这儿来，我带你去见向先生和程老师”。
再后来，便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和刘老师做了同事。我对这块领域的研究既不熟资料，研究也无章法，颇受挫折。一次与刘老师聊天，他劝我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首先要有整体把握，不要由着性子直接走进一个太细的方向，“容易一下走进死胡同”。刘老师历史地理出身，工作后转党史和军事史研究，在军科院图书馆里板凳坐得十年冷，一朝才得厚积薄发。我第一篇写东京审判的小破文承他收在自己项目的论文集得以发表，这也许是同有转专业经历的前辈对后辈的默默关照吧。
2016年，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同事一同赴日本调查征集文献，其中有几日我、博士生孙艺与刘老师夫妇在国立公文书馆集中拍照。一大早进馆，除了确认文件和页码，大家几乎不怎么说话，各自分工埋头拍照。中午就在休息间吃两个饭团。等到傍晚走出馆大门，刘老师会说，走吧，咱们吃鲜鱼去。那几日的晚饭我总是怀着不好意思又有点雀跃的心情点菜，每次都是刘老师大手一挥去买单。他一贯如此，从不让我们掏钱，连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大家本为探望他而去，结果成了刘老师出面请客。那次席间，他虽然头发白了，但精神甚好，还夸店家的杨枝甘露做得好，非得让每人来一份尝尝。这次聚餐成了中心同事和刘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想起来不免唏嘘。然而刘老师最终留在大家心中的还是乐观又健谈的形象，这份回忆总还有些温馨。
刘老师在交大的人事关系属于柔性引进，很长时间里没有自己的校园账号，办事诸多不便。课题经费东挂西靠（我账号上还曾有刘老师的一项经费）。为搜集档案出国，所有手续也要线下各处跑腿盖章来流转，后来知道他的工资待遇也因政策因素不能提高。我却从未看到刘老师发脾气，急躁，抱怨，大多数时候总是心平气和，一笑便过的样子。今年年初和年尾两次听车老师讲刘老师的成长经历，忍不住想如果是自己，能不能从那些苦闷中挣脱出来，振奋向上而不是沉沦下去。也许就是因为年轻时的经历，如今只要有一方天地供他读书写作，无论是在剑川路的单间还是505的大通铺，他就会很满意很享受。这些年刘老师的著作接连出版，可谓部部精品，可想而知是他多少勤奋不辍的日夜写作心血凝结而成。
转眼刘老师离开快一年了。遗著《转折》出版，刘老师如能知晓，想必很欣慰。历史系开读书会交流，志伟开口便有些哽咽。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原以为可以平静地怀念，可是当话到嘴边，仿佛是要再次确认那个人真的已经走了，遗憾和不舍会顿时涌上心头。我们习惯了红光满面，爽朗大笑的刘老师一直都在办公室，哪怕生病了也有一天会好，不去想分别来得这么快。
谢谢刘老师这些年的关照，希望您在天上也能继续愉快地享受写作。
纪念刘统老师
龚志伟（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刘统老师离开我们已将近一年。冬夜拥衾，常比其他时节更容易忆旧，借如烟往事获得温暖。我与刘老师相处时间不算短，个人交往不算多，就在这有限的交往中，刘老师的言行给予我人生很多启发。
刘老师中年以后，以党史和革命战争史饮誉于世，但他念念不忘年轻时在山东大学王仲荦和复旦大学谭其骧两位先生门下的求学经历。王、谭二先生熟稔古典文献，善于考据之学，刘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习得了治史方法，《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是其体现。刘老师自道“用古代史的方法治近现代史”，便是对其学术根基的宝爱。明清前的中国古代史，前人已做好了撰史工作（《史记》开端的廿四史），而史事常不足徵，今人研究自然是以考史为主；近现代史留下了大量档案，今人还是先得利用一手史料建构历史叙事。刘老师所说的“古代史方法”即考史，是对同一史事的歧说进行甄别、证伪和取舍，这些史事的辨析工作如盐入水，化入了他的大部头著作中。更让我佩服的是刘老师的撰史功夫。《北上》《红军长征记》《战上海》《火种》及遗著《转折》给读者带来明白晓畅的阅读体验，这很容易让人忽视背后的撰史难度。大部头著作在有内容有思想的同时，又具备可读性，需要史家在叙事的切入角度，脉络及篇章结构的布置，写法和文笔等各方面拥有相当造诣。听闻刘老师在无书可读的岁月里反复摩挲《史记》和《资治通鉴》，我也曾在他办公室的书橱里见到黄封皮的中华本《通鉴》，几乎每册中都插了小纸条，我想《北上》等一系列史书就是他常年受良史熏染，取法乎上的结果。
自2010年深秋初识刘老师以来，从来都是见他气定神闲的样子。浮生多变，人要做事更是会面对各种繁难，从容的风貌需品质去支撑。以前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办公室，每当刘老师和我都晚回家时，我俩就会闲聊一会儿。一次刘老师很认真地告诫我，为学切忌漫无目的，要认准一个方向，埋头扎扎实实地干十年，到时必定有所收获。直到最近我才知，他当年在军事科学院坐了十五年冷板凳，常常研读档案到深夜十一点才归家，他对我的这番告诫，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几年前一次学院召开座谈，刘老师当时正承担国家重大课题“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的研究工作，他谈了自己在一些档案馆吃闭门羹的情况，“这些难不倒我，档案往往不止一份，各地可能都有备份，这里不让看，我往下走，就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我循声望去，刘老师身着那件他常穿的红毛衣，神气活现宛如青年。刘老师那代人，少年、青年都在失序的社会中度过，学业受到极大耽误，却磨砺出了不畏艰苦，勇于开拓的品质（当然这种“磨砺”绝非那代人的主动选择），直到现在，“难不倒我”这句话常在我耳畔回响。在今天这样一个可以自主选择人生道路的时代，一个人乐观又勇毅，再善动脑筋，没有路走不宽的道理。我们这个行当，读书和研究写作常伴人生，很难分清上下班时间，必须协调好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尤其在上海这个商业化都市，两耳不闻窗外事是一句虚言，可能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刘老师用他的言传，更用他的身教告诉我：治学为了治生，治生也是为了更纯粹地治学。对刘老师的为学和为人，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刘老师走后，我翻检电脑，发现竟不曾留下一张和他的单独合影，不过无妨，刘老师的影像和风貌将长久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