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刘统老师
2018年年底，我们团队正着手策划制作《亚太战争审判》其中三集《中国审判》。对于这个选题，三位导演戴诚娴、宣福荣和我完全是迷茫的。国内的史料有限，不成体系，给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这时，程老师帮我们引荐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刘统老师，说他正在做一个国家课题，主题正是关于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战争审判。关于这个话题，刘统老师已做了大量前期基础性研究，从台湾、日本等多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搜集到了很多一手史料，请教刘统老师一定会对我们纪录片的创作大有裨益。
就这样，我们三位导演与刘统老师约好，在交大闵行校区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刘统老师。记得那是一个温暖午后，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餐馆吃了顿简餐，下午就冲到刘统老师的办公室“挖宝”去了。
刘统老师知道我们的来意，毫无保留地把电脑里的资料一股脑拷给了我们，足足有近200个G的文件。里面有图片、视频、翻拍的文件，还有他已经基本完成的课题手稿。本来我们还有点忐忑，刘统老师会不会把这么重要的资料给我们，毕竟书还没有出版，如果独家资料流出也是麻烦的事儿。然而，刘统老师丝毫不介意，只是说：“可能有些写得还不是很完整，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会把里面的资料写得更详细，更全面。”
从刘统老师的手稿与资料中，我们理出了三集《中国审判》的逻辑主线。至今我都还一直很感慨，如果没有刘统老师所做的大量基础性研究，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与文件中剥丝抽茧，厘清国民政府战后十个军事法庭对日审判的脉络与细节，就不可能有三集《中国审判》的完成。
第二次见到刘统老师，是在我们的纪录片制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因为他实在太忙了，好不容易抽出一点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那次是一个工作日的晚上，他约我们7点到他徐汇的办公室。这次，他的书《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 1942-1949 )》的样书已经出来了。他很高兴地给我们展示。在采访中，他的总结掷地有声，有理有据，从法学、史学等角度对国民政府对日审判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为我们的纪录片增加了客观性与权威性。
作者敖雪，上海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导演。
《斯人虽去，风范长存：周年共忆刘统老师》编后
2022年底，刘统老师离世以后，程兆奇老师说，大家在群里表示哀思，不如都写成悼文吧。我建议请程老师先写，一是理当如此；二是当时的上海放开不久，尚笼罩在高浓度的新冠病毒之中，除了住在世外桃源的程老师，几乎人人中招，研究院师生也大多染阳。他应允后，不日便拿出一篇近万字的《忆刘统》。转过年来，大家的病情渐有好转，但期末、春节、追思会接踵而至，此事就被耽搁了下来。直至最近，一周年将至，程老师重新提起。去年讣告带来的猝不及防被时间冲散以后，我们对刘老师的怀念便伏在心底默默滋长。如石鼎老师所言，当意识到刘老师离开已经一年的时候，竟有种看到讣告时的突然之感，因为这一年来，他好像还在我们中间，忙着考察和讲座。
我们战争审判研究工作群，除了研究院师生，还汇聚了常年与研究院合作的校外学者、编辑和媒体人，所以消息一经发布，征集的范围便逸出原定。最终的20余篇来稿中，既有刘老师的朋友、学生，也有审校过刘老师书稿的编辑，采访过他的记者，甚至还有未曾与刘老师谋过面的读者。在大家的笔下，又看到那个熟悉的刘老师。大概是曾经从军的缘故，刘老师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印象，不过，只要他一说话，满口的京片儿又使他“威严”不再、亲切备至。在看到赵玉蕙老师谈及的十多年前她与刘老师初识的场景，以及程维荣老师所说的“兼具军人气质与学者风度”时，这样的形象又生动地浮现在脑海。
储老师、曲学姐和瑞琪不约而同地提到刘老师的声望。无论是对刘老师的课程和传奇人生的耳闻，还是新书签售会的盛景，反映的都是这一点。去年讣告发布后，阅读量很快便突破20万，留言也达数百，朋友圈中满是悼念；追思会上，包括三任党委书记在内的学校领导和上海市的领导高坐满堂。这都印证了刘老师覆盖民间和官方的影响力。
中心刚刚从剑川路搬回学校时，曾暂居在学院505办公室。说是“暂居”，但这段时间也差不多覆盖了我的整个硕士生涯。硕士时的课业远重于博士，所以那时我常去自习。有次好友张琪的先生毕帅帅来到交大，提出一定要来办公室看看。老毕与外向的张琪截然相反，是个最典型的i人，张琪在旁时，他常常不发一言，所以我们虽然常见，但并不算熟络。这次的主动提议让我颇觉意外。后来才知，他是听说刘老师的办公桌和书籍就在我们办公室，而刘老师的每一本书，他都仔细看过。老毕观摩刘老师办公桌和书柜时的神态，说是“朝圣”，也毫不为过。不久前他得知刘老师遗作《转折》即将出版，又马上来信，问我是否能够拿到，助他先睹为快。
刘统老师追思会时，我正忙碌于会务琐事，某个瞬间忽然看到坐在媒体席上的法学院同学李德旺。德旺并未跟我说过要来参加追思会，我也不知道他是何时悄然落座的，更想不出他跟刘老师会有什么交集。会后才知，也是读过刘老师作品的缘故。德旺外粗内细，车老师的一句“书比人长久”，便让他听出了心疼和责备。那天与会者都获赠《战上海》和《火种》，德旺还特地请车老师和姗姗姐签字，说是弥补未得刘老师题签的遗憾。这次征文，我给德旺发去通知，但因彼时他正作为学校的“文治之星”，受邀在各院巡回演讲，所以本以为会拖时很久，不想两天之后，便发来一篇长文。他真是能把时间安排紧凑，以致所有事情都能做的从容完满。
陈亦楠、俞洁和敖雪三位老师都因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与刘老师结缘。短短几次接触，敬业、热情、和蔼、无私等印象便打在几位老师心中。如敖老师所说：“没有刘统老师，我们三集《中国审判》是做不出来的。”即便是今天，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也尚非哪怕仅限于学界的常识。因此在四五年前拍摄纪录片时，复原历史所面临的阻碍可想而知。刘老师是将国民政府审判拉入学界视野的学者之一，他的文章提纲挈领，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着开宗明义的价值。他的加入，为三集《中国审判》提供了稳固的学术支撑，也助成了整部纪录片的拍摄，这都是可以想见的。但刘老师的“功用”远不止于此。国民政府审判这段历史不像党史那样脍炙人口，因此在有限的言语中，满足采访者所需其实很难。而刘统老师的好口才则使他不惧于此。正片出来后，学者的镜头不算很多，但还是能够感受到刘老师讲述时所独有的明快和生动。这点几经验证。《战上海》刚刚出版时，电视台的记者频来办公室采访，刘老师也是这样侃侃而谈、毫无卡顿。刘老师去世后，法学院一位老师的悼念让人印象深刻：“一开始听刘老师的课是为了追星姚明，却着实被讲课内容吸引，身后的姚明反而成了普通同学，后来便常常专门蹭课。”当年姚明也慕名选课的故事早已听说，而能将明星的光芒掩盖，把学生拉回课堂，刘老师的口才不待言而自明。
在撰写《战上海》和《火种》的那段日子里，刘老师常常工作到晚上九点以后，一整栋楼只有他的办公室还是亮着的。读了向先生、龚老师和素萍姐的回忆后，方知熬到深夜是刘老师的常年以来的工作状态。每次想起路过元培路时抬头望向五楼，看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的场景，都非常心疼，如许仲毅老师所说，刘老师的每一部著作都是“用心血浇灌而成”。
徐持、毛晓二位学姐和张希是法学出身的青年学者，她们在研讨会上的发言，都是口齿清晰、气势非凡，没想到三位的感触落到纸上，也是那么的细腻动人。不论会间的启发、实习时的指点，还是餐桌上的甜品，都是刘老师对我们后辈的慈爱。而刘老师在孙莺老师辞职回归家庭时所说的那句“没有事业的女性会失去地位和价值”，以及让他的学生陈天慧不究枝节而着眼大处、不钻小题而广读通史的做法，则是以自身的阅历为后辈的职业、学术生涯把握方向。
从老师们的文字中，我也了解到刘老师早年的经历和想法，如他与石老师和高建国老师的交往等。最让人感慨的，还是车老师提到的求学之路。以前便知刘老师在特殊年代经历了人间至惨，但未及联想这也使他的学习生涯饱受摧残；以前便知刘老师年轻时学过钢琴，只觉在那个年代，这应是个风雅的爱好，但没料到钢琴竟是他在人生谷底的精神寄托。我虽然读历史，但仍然难以想象刘老师那代人的遭遇。刘老师在讲座时，开讲之初的自我介绍令人印象很深。几乎每次他都说：人的一生遇到一位名师就很幸运，而我遇到了两位，一位是山东大学的王仲荦老师，一位是复旦大学的谭其骧老师。以前只道这是不忘师恩，联系他的早年经历才知，重归学校是刘老师一生中的转折，于他而言，两位老先生不只是传道受业的恩师，更是拯救人生的恩人。前辈在那样的环境中尚能死地后生，我们更要惜时惜福，感恩眼前所有，断无怨天尤人，把人生不快全部归罪于身外因素的理由。
12月7日，怀念刘老师的推送已更新至第六期，我在公众号后台看到长篇留言，冒昧加上作者微信，请求授权推送。互道姓名后，可能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个“鲁”字，所以对方第一句话就是“感觉你也是山东人？”再问才知还都是济南的。聊了好一会儿。作者陈萌医生自十多年前到交大访学、上过刘老师的选修课以后，便一直关注他的动态，谦称“编外”的“非正统”学生。惊悉讣告后，陈医生痛心、不甘，发愿一定要去刘老师的安息之地。他几经辗转，终于抵达，在碑前与刘老师对饮、畅聊。看到两位的交往和陈学长的深情，感叹好学者和好书真的能让学生、读者终生受益，也可见刘老师这些年所获的大奖皆非殊荣。昨晚，我与陈医生在兴国路的一家餐厅约饭，谈起我们的刘老师和我们的家乡，还拍了一张合影，发给同是济南人的车老师。人生的因缘际遇真是难以想见。这篇留言带来的意外相遇，成为编辑怀念专辑的最奇妙的收获。
作者曹鲁晓，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