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玉蕙，北京大学理学博士，1983年生，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以及相关档案的整理编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京审判史料研究”，并系“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东京国际军事审判”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组主要成员。
内容提要：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东京审判史料，对战后对日审判史料分布、整理与编纂情况做了详尽的介绍，并深入探讨和研究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版本及翻译问题、国民政府南京审判中的A级罪行管辖权、萨顿检察官个人资料的收藏情况及其研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检索工具及人名问题等。
《东京审判史料研究》绪论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惨烈的战争促使人们反思战争源头的起因，寻找防止战争再度爆发的办法。当是时的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同限制作战行为的“海牙法”和实施人道主义保护的“日内瓦法”，而到了二次大战后期，同盟国家则进一步发展了侵略战争为国际犯罪的概念，并为确立侵略战争个人刑事责任而展开合作，最终付诸法律实践：1945年11月21日和1946年5月3日，位于欧洲的纽伦堡审判（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开庭和位于亚洲的东京审判（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相继开庭。这两个国际军事法庭确立了反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和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的罪名，起诉并定罪了一批轴心国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从而开启了国际刑法和国际人道法的新发展方向。可以说，以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为代表的一系列战争罪行审判代表了人类社会对于法和正义的不懈追求。在二战结束后70多年之间，关于战犯审判的课题不断地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
英国历史学者沃特(D. C. Watt)曾提及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不同于法学家的研究视角：
从东京审判衍生出了一系列关于审判的合法性和正义性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印度的帕尔法官阁下（R. B. Pal）在他的判决意见书中对此发起挑战，随后是英国上议院议员汉基男爵（Lord Hanky），再然后则是美国学者麦尼尔的《胜者的正义：东京战争犯罪审判》一书，该书代表了美国国内对卷入越南战争越来越激烈的反对之声。不过，对于把审判本身看作20世纪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历史资料库的历史学者以及本部索引的目标读者而言，麦尼尔提出的论题和他们基本是不相关的。
沃特这番言论来自他为1987年出版的五卷本《东京战争罪行审判：索引与指南》撰写的介绍（其本人也是该出版项目的主管）。他紧接着说道：“历史学家需要知道的是怎样的历史发展导致了这些资料的汇集”。这就是他提出的对东京审判的“历史研究方法”，即研究审判前史、那些被审判的人如何应诉、那些指控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设定的。
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东京审判助理检察官之一的刘子健先生——他并非与大多数同事一样为法学出身，而是在燕京大学专习历史，其晚年更是成为宋史研究大家。在东京审判期间，刘子健的工作重点是梳理和分析各类文书，为检方提交证据做准备。史学出身的他对待东京审判的种种资料始终抱有与法律人不尽相同的视角。他在审判结束两年后撰文写道：“国际检察局和辩方都只感兴趣于对各自立证有利的材料，自然地就会遗漏记录和证物中的许多历史性证据，何况不是所有的律师都熟悉日本各类政策的背景，因此许多本应被囊括进证据的文件都被排除在外……总之，东京审判的记录和证物为公众展示了大量的史料，许多研究都可基于此展开。而要进行彻底的历史研究，学者们必须走到那些律师们的前头去。”
刘子健和沃特两位历史学者的意见基本概括了历史学家眼中对东京审判研究的范畴。前者着眼于由审判所集结的庭审记录和证据文书对于研究日本当代史的丰富性与珍贵性，后者则侧重关心审判本身的历史，即使审判成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背后的各路推手，或者说实际上将东京审判作为20世纪前半叶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而审判如何在各方势力角逐之下一步一步形成和发展是其兴趣所在。这些都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东京审判不同于法学家的地方。
然而在审判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东京审判展开的学术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和纽伦堡审判相比。沃特指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围绕东京审判的基本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的滞后。东京审判仅在其两年多的庭审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庭庭审记录就有近5万页（英文）。除此之外还有检、辩双方提交的大量书面文件（包括成为法庭证据的文件和被驳回文件）以及审判之前国际检察局局的大量文献，其体量和内容的复杂性都大大超出了庭审记录。而由于审判结束后的种种因素，这一系列文献资料的出版并不如纽伦堡审判相关文献那样一气呵成，反而是十几年间断断续续，拖延日久。以庭审记录为例，完整的日文版庭审记录直到审判结束二十年才在日本出版，英文庭审记录则要到1981年才由加兰德出版社出版了22卷本。其他重要的资料如证据文献和国际检察局文献长期以来只是默默地躺在档案馆中。
实际上不仅是东京审判，庞大的战后对日审判史料群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妥善地整理、利用和研究。各国独立组织的BC级审判涉及地区广泛、审理案件数量巨大，有关史料大多不易获取，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战后对日审判所遇到的史料匮乏问题更为突出。首先，由于中文并非法庭工作语言，东京审判相关的中文资料本来就十分稀少；其次，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档案馆制度，使得有关中国与东京审判相关的档案资料在国内的保存情况难以明了。这些都阻碍了中国学者进行东京审判研究的脚步。
围绕审判形成的原始档案资料是一切严肃学术研究的基石，而随着战后审判的前、中、后期，大量文献档案源源不断地产生，使得史料本身也成为研究对象，包括研究史料的产生、形成、流传，以及同一种文献的不同版本比较等等问题。因此，对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史料做一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便成为本书写作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