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下简为《判决书》）是代表同盟国=联合国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近代侵略亚洲的盖棺论定。就像《大宪章》对于英国宪政史、《拿破仑法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民法的发展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一样，东京审判《判决书》对于日本侵略的定性，也具有不可动摇的意义。我们在《判决书》补译本出版不算太久之际，再次推出新译本，正是考虑到这一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古往今来的人为灾难中，战争造成的损害无疑是最大的。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热兵器的杀伤力成百倍的增强，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旋踵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生命财产的摧毁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使人类文明第一次真正面临了毁灭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巨大劫难，同盟国先贤选择了审判的方式，除了对侵略国主要战犯的惩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警示未来握有大权的国家领袖：发动战争必然要受到追究和惩罚。希望以此防止战争的再起，保卫世界和平。
战后近八十年，虽然局部战争从未间断，大国以各种名目入侵小国的例子也并不罕见，但没有发生大国间的战争，更没有爆发不可控的世界大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包括东京审判、组建联合国等战后一系列防止战争的举措的所结之果。当然，较长时间没有发生大国间的战争，也有核武器恐怖平衡等多方面原因。纵观以往的战争史，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是按周密计划发动，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侵略波兰，有些只是“意外”引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皇储被刺杀。但战争之所以“一触即发”，之所以能打到一发不可收拾，除了政治、经济、领土等矛盾的基础性因素，敌意升高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近年世界局势，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局势，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紧张。“兵凶战危”几个字，很难想象的成了国际媒体报道今日东亚局势的常见标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居安思危，重温七十五年前东京审判的判决，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
在东京审判的相关论述中，常常会说到几个“最”，如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留下的档案文献最为丰富，等等。其中“最为丰富”的档案文献，既是指与审判直接有关的数量庞大的国际检察局的调查记录（“询问记录”）和各类证据，辩方提交的证据，检、辩双方被驳回和未提交的各类证据以及最重要的庭审记录；也是指数量更为庞大的同盟国在审判准备阶段（各国和同盟国战罪委员会等）的各类文件，日本政府在幕后协助辩方、应对审判的文件，以及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被告、证人、记者等的各类记述和报道。至于审判所涉及的历史背景的各类文献，更是多到难以计数。
在浩瀚的东京审判文献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近五万页（英文版）的庭审记录，而其中最重要的精华，称得上核心中的核心，便是庭审的总结《判决书》。最早的《判决书》中译本出版于1953年，这也是法庭文献之外全球首个《判决书》的译本。虽然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当时东京审判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因此《判决书》中译本的出版也许只是偶然，但它正可作为《判决书》重要性的象征。《判决书》的这一初译本，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成为国人了解东京审判的主要依据。
近年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补译本？今天又为什么要推出全新的重译本？补译者和重译者在译者前言中已有详细说明：不仅就翻译的精益求精做了说明——经典文献的重译，本来在各国都是常态——，而且就东京审判的多重重要意义做了说明。相关问题在此不再重复。这里只就东京审判被西方“遗忘”和被日本矮化前的情况，稍作回顾，以见同盟国先贤的初心和当年日本高度接受东京审判的盛况。
三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东京审判在西方已被遗忘。阿诺德·C.布拉克曼（Arnold C.Brackman,1923-1983）的《另一个纽伦堡》，副标题就是“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美］阿诺德·C.布拉克曼著，梅小侃、余燕明译《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Brackman, Arnold C. The Other Nuremberg: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87.）；无独有偶，艾迪安?若代尔（Etienne Jaudel,1932-2011）的著作，题目就叫《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法］艾迪安?若代尔著、杨亚萍译《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Jaudel, Etienne, Le procès de Tokyo, un Nuremberg oublié. Paris: O. Jacob，2010.）。他们写作的主要动机，都是感叹于在西方世界纽伦堡审判无人不知，而东京审判却无人知晓。一般读物之外，西方学术界重新关注东京审判，也是晚近的事。2008年墨尔本大学举办了西方世界迄今最重要的东京审判研讨会，主办者在后来出版的讨论会论集的编辑说明中说，他们之所以讨论东京审判，也是因为与澳大利亚几乎无关的纽伦堡审判大家耳熟能详，而与澳大利亚关系密切的东京审判却几乎不为人所知。（［日］田中利幸、［澳］蒂姆·麦科马克、［英］格里·辛普森编，梅小侃译《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Tanaka,Yuki, Tim McCormack and Gerry Simpson, eds. Beyond Victor's Justice?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Revisite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11.）
回到东京审判的时代。
同盟国确定以审判的形式追究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慎重决定。审判的目的当然是处罚罪有应得的战争罪犯，同时，东京审判将防止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也作为重要、甚至更为主要的使命。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代表检方在“开庭陈述”中这样说：
这将成为历史上的重要审判之一。包含地球上大半人口的国家组成的十一国政府很重要，它对其他国家、对各国的后代也很重要。无论如何，这一裁判都会对世界和平和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本诉讼开始之际，有必要明确这一追诉的目的。我们根本的目的是维护正义，我们具体的任务是防止一切战争的损害。
庭长阁下，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断乎进行的是拯救全世界免遭文明毁灭的斗争。这个毁灭的危险并不来自于自然力，而是来自将世界导向毁灭的无谋的野心。这是一次强烈的控诉，我们无法用温和的语言来进行。（新田滿夫編集『極東國際軍事裁判速記錄』第一卷，東京，雄松堂書店1968年，第43页。）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而是“拯救全世界免遭文明毁灭的斗争”，今天的读者也许很难想象，东京审判的重大性、必要性、紧迫性曾被提到如此的高度。
在这点上，纽伦堡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在纽伦堡审判开庭陈述中，也同样特别强调了审判对于防止“文明世界”遭到“覆灭”的重大意义：
对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进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审判，这是一种特权，也将赋予我们重大责任。我们所要谴责和惩罚的这些罪行是如此蓄意谋划，如此恶毒，如此具有破坏性，以至于文明世界承受不起对这些罪行置之不理的后果，因为如果这些罪行再次发生文明世界将难逃覆灭之厄运。（Proceedings 14 November 1945 - 30 November 1945,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II, Nuremberg, 1947, p.98.）
两大审判检察官在开庭陈述中的异口同声，不是个人“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它是“文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四
日本是唯一“东京审判”热度不退的国家。虽然学界一直还是有理性的讨论，日本政府受制于战后条约（日本重返国际社会最重要国际条约、46国签署并批准的《旧金山和约》，第四章第十一款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在日本领土内外之盟国战争罪刑法庭的判决 ，并承诺将执行拘禁于日本之日本国民的判决。”）迄今也没有正式否定东京审判，但经长时期否定议论的销蚀，东京审判的正义性，甚至正面价值，已被逐渐风化。2013年3月12日安倍晋三以总理身份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明确表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 除了《赤旗报》那样的小众报刊，主流媒体不仅没有批评的声浪，连小小的涟漪都没有，足见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负面评价，甚至全盘否定，已完全麻木不仁。
而在东京审判时期，日本主流社会与同盟国一样，也曾对东京审判抱以极高的期待，认为东京审判是告别军国日本、融入文明社会必须迈过的门槛。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所著八卷本《东京审判》，是迄今对东京审判过程最为详尽的记录，并和审判同步陆续出版。该书第一卷前言中表明的基本立场，很能够代表当时日本对东京审判的普遍看法。这篇写于开庭不久的前言这样说：
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审判必然会带来痛苦，这个痛苦不堪正视，但不正视过去，如何才能再生？不看到军国日本的终焉，新日本国就不可能出发。不越过这个关隘，不清算这个现实，未来的光明就决不可能照耀出正确的道路。（朝日新聞法廷記者團『東京裁判』第一輯，東京，ニユ－ス社1948年重印本，第1-2页。）
作为日本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朝日新闻》的这一见解是当时日本主流看法的写照。
收有起诉书和部分庭审记录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在宣判之前的1948年9月出版，笹森顺造在序言中这样说：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是人类历史全面创新的伟大文献。由野蛮向着文明、虚伪向着真实、不义向着正义、偏颇向着公正、隶从向着自由、报复向着祝福、侮辱向着爱敬、斗争向着和平、分裂向着协同，可以期待它是与把人类社会导向更高的幸福的文化生活相称的一个大宪章。（極東国際軍事裁判公判記録刊行会『極東国際軍事裁判公判記録』Ⅰ，東京，富山房1948年，第1页。）
与中道偏左的《朝日新闻》不同，笹森顺造后为自民党众参两院会长，在日本的政治谱系中不是左派，更可见东京审判不仅得到了高度评价，而且得到了广泛的高度评价。（赤泽史郎认为：即使这一时期，“在日本从右到左中，因各种各样的政治理由，完全肯定东京审判的舆论也几乎是不存在的。”赤澤史郎「戦後日本の戦争責任論の動向」，『立命館法學』2000年6号（総274号）。他是从对东京审判的完整评价着眼，与某些方面保留而高度肯定不矛盾。）
东京审判的学术研究在日本起步也很早，早在审判当年的11月，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即成立了“审判研究会”。研究会编辑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1947年的4月就出版了第一辑。当时庭审还处在辩方反证的前期阶段，这也是日本学界有关东京审判的第一部论集。这部论集的发刊词说：
根据一般的审判手续来进行审理，理论的世界姑且不论，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一尝试作为建设持久和平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的契机，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决不能忽视。（大濱信泉「發刊のことば」、極東國際軍事裁判研究會編『極東國際軍事裁判研究』第一卷，東京，平和書房1947年，第1-2页。）
今天回过头来看，日本法学家在第一时间的立场，最能体现战后痛定思痛的反思态度。他们并没有像法庭之内的辩方，以及与辩方一脉相承的以后的右翼，总是以所谓“事后法”来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而是与同盟国同样，从实现永续和平的更高站位来看待东京审判。在谈到审判对于日本国民的意义时，发刊词继续说：
（认识这一审判不仅是专家的事）国民的每一人都应从国际正义的立场见证审判的进行，正视起诉提出的每一个犯罪证据，倾听每一句检察官的主张和辩护人的辩论，充分反省、改变认识、下新的决心，惟其如此，我们日本国民才能作为新的国际人重生，才会被新构想的国际社会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说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应作为国民必读书绝非夸大。（同上，第4-5页。）
这篇序言的作者大滨信泉是日本著名法学家，时任早稻田大法学部部长，后为早大校长，也曾任全日本私立大学联盟会长。作为代表性的日本法学家，他希望“国民的每一个人”都应“充分反省、改变认识、下新的决心”，东京审判的记录“应作为国民必读书”。这样的主张，在东京审判久已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今天日本，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五
《判决书》新版译者叶兴国先生曾任上海外文学会会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翻译家。他在读了《判决书》后说：《判决书》是一部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值得每一位大学生阅读。与七十余年前推荐审判记录为“国民必读书”的日本法学家不约而同。虽然一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一是从历史中获得爱国主义的源头活水。新版审校者梅小侃先生，是起草《判决书》中国部分的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女，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博士，又曾留学美国，专业、语言都十分精湛。她近年翻译的东京审判著作，无论是学术性很强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法律新论》（［新西兰］尼尔·博伊斯特、［英］罗伯特·克莱尔著，梅小侃、龚志伟译《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法律新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Boister, Neil, and Robert Cryer.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 Reapprais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还是前述的大众读物《另一个纽伦堡》，文字精准而流畅，都广受读者好评。兴国先生和小侃先生担任翻译、审校，堪称珠联璧合。他们此次的合作，不仅为中文世界提供了《判决书》这一重要法律、历史文献的最好的中文本；而且在比勘略有异同的英、日两个法庭官方文本的基础上，还成就了一个超越“翻译”意义的校本。
最后，我想借新近发现的梅汝璈法官致东京法庭庭长韦伯的信中的一句话，作为这篇散漫的前言的结语。梅法官说：
以我之见，东京审判像纽伦堡审判一样，应该被视为“产生于这次世界大战中的最伟大事件”（借用杜鲁门总统的话说）。（梅小侃译《梅汝璈致韦伯庭长的信（1946年12月8日）》，《战争审判研究》第2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
注：本文标题为《中华读书报》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