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年纪念
车华玲
我和刘统是1979年结婚的。在这之前，他给我讲了很多他文革期间的事情。我听后受到很大震撼。他说，他家在文革期间遭遇到难以想象的冲击，他永远失去了妈妈。此后，家中的4个孩子下乡的下乡，下厂的下厂。而他从1969年起，下到石家庄的河东机械厂，当起了工人，一直到1977年为止，前后一共近9年时间。并且，由于家庭问题，孩子们都受到牵连，在社会上受到种种不公平对待。
在这段时间里，他精神十分压抑，家庭问题始终羁绊着他。但他没有被这一切所压垮。他说，当时他尽管才十几岁，但朦朦胧胧地感到，国家总不能一直这样乱下去吧！他家的问题总能落实政策吧！从这个想法出发，他认为自己不能闲着，不能虚度光阴。而是要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他当工人的9年，正值他青春年少，精力旺盛的时期。如果他采取混日子过的态度，也没有人会指责他，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进入正轨。但那样，他的青春会如一杯白开水，碌碌无为，毫无生气。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后面的许多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他把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做了两件事。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两件事不仅做的非常正确，而且富有有预见性，影响了他的一生。
第一件事是，他选择到河北歌舞剧院学习钢琴。河北歌舞剧院离他家不算远，是个集歌舞和民乐于一身专业艺术表演团体，钢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乐器。歌舞剧院里有位钢琴师叫关乃城，是钢琴世家出身，在当地比较有名气。也许是常来玩的缘故，他认识了关老师，同时，也喜爱上了钢琴。他说，钢琴时而悠扬婉转，时而激昂震撼的曲调，使他想起自己的命运。他下决心拜关老师为师，学起了钢琴。我记得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一句话，“钢琴是治愈灵魂深处忧患的一种力量”
他的这些话使我浮想联翩。因为在1978年之前的那段时间，人们对钢琴的认识还很不够，许多人甚至没有见过钢琴。与改革开放后，人们对钢琴高度认可，社会上出现的钢琴热，是无法比拟的。可以这样说，钢琴在那个时代，属于阳春白雪。能有条件学习，并且有老师正规教授，他是非常幸运的。当我第一次跟他去石家庄他家时，终于听到了他弹出的优美琴声，看到了他弹钢琴时专心的样子。我清楚的记得，当我们俩坐在歌舞剧院琴房凳子上，即将弹奏的时候，他的双手有些微微的发颤。他抱歉的对我说，“好久不弹了，有些激动。”我看得出来，他对钢琴的热爱程度非常之深。
练习曲他弹的是献给爱丽丝，接着弹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第一乐章。他一边弹，一边反复修正前面弹错的地方。渐渐地，随着双手的指尖熟练起来，他的情绪也高涨起来。当他弹到激昂之处，我感到心脏的跳动加速。看着他全身贯注弹琴的样子，我才发觉，他的钢琴水平，不仅仅是会弹个简单的曲子，而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专业水平。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攒钱，给他买一架钢琴。
后来，山东大学学生会买了一架钢琴，由于暂时没有地方安放，他便主动要求放在我家。这段时间只有几个月，但却让他过了一把钢琴瘾。他一有空就坐下来弹琴，波兰女钢琴家巴达捷芙斯卡谱写的《少女的祈祷》 ，是他最爱弹奏的曲子之一。每次弹到尽兴之处，他的身体都会随着曲子轻轻地晃动着，脸上洋溢着快乐而又满足的神情。
有一年，山东大学举行歌咏比赛，他自动请缨，给系里的大合唱弹钢琴伴奏。比赛在山东大学老校露天举行，他和我所在的世界史教研室的朱茂铎老师配合密切，一个弹伴奏，一个领诵，使历史系的大合唱进行的非常完美。他弹伴奏时，精神状态十分放松，琴声在他手指下自然流淌。看的出来，他有着很丰富的演出经验，这是他在歌舞剧院养成的习惯。
后来，我们家终于有了自己的钢琴。他在教女儿学习钢琴时，我才知道他当初学钢琴的不易。他对女儿说，你一定要好好练琴，爸爸跟着关伯伯学琴时，实在没有什么报答他的，我当时的工资刚够基本的吃喝用。我是靠着帮助他做些家务，来报答他的。我女儿问，爸爸你都做过什么家务啊？他说，包括抱孩子、拉煤球、收拾屋子等。我听后无比感慨，一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美好理想，吃再多的苦也是值得的。我也见过关老师，他对刘统的指导是耐心的，无保留的。既是今天，我们对他无私的指导，都应该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分可惜的是，刘统先后考上硕士和博士以后，学业繁忙，弹琴的时间越来越少。在军科退休后，他被聘到上海交大工作，整日忙于教书和科研，弹琴的事只能放一放。生命的最后6、7年，他忙着写书，更是没有时间弹琴。生病后，他经常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家里的钢琴，眼神里充满遗憾和万分的不舍…。
他回忆说，青少年时代他曾经在弹钢琴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钢琴曾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精神支柱和寄托，给他无比的力量、鼓励和抚慰，使他能顺利地挺过来。他曾想，以此作为自己终生的谋生手段，只是被后来的发展打断了。同时，他又认为，青少年时代这段美好经历，对他的左右脑开发的好处不可低估！由于弹奏钢琴需要对乐理、和声、复调等有深入的理解和分析，需要运用到大脑的各种区域，加上双手的灵活配合运用，对他左右脑产生有效的刺激，对他日后从事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二件事是，到河北师大图书馆借书读书。热爱读书，是他从年轻时代到老年一直坚持不懈的好习惯。他读书的面很宽，我认识他后，发现他不仅对所学专业历史书精读细读，而且对历史学其他专业的书也有选择地用心浏览，对文学艺术音乐等类书籍的阅读也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在与他对话时，常常感到自己学识的匮乏。
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他的读书习惯是从小养成的，与家教有很大关系。他的父母都是早年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他家几个孩子小时候，就买了当时可能买到的不少小人书，交给孩子们自由阅读。那时的孩子没有现在孩子的学习压力，不用担心输在起跑线上。他们在很小的年龄时，已经初步接触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能说出其中的不少故事和知识点。可以说，善于读书的好习惯，从小就渗透到孩子们的骨子里，使他们终生受用。后来，刘统到外地去上课，听众各个领域的都有，提的问题更是五花八门。他总能沉着冷静地应对，尽可能让对方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不能不说，与他长期以来的勤奋阅读和知识积累有关。
文革中他的家庭蒙冤挨整后，极大地刺激了他对中国史的关注。他说，文革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所以开始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就是想能否从历史的学习和感悟中，探索他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困惑。正可谓是读书明智，知古鉴今。尽管以他当时的年龄和功力，还无法思考这么复杂深刻的问题。但从他日后撰写的历史著作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这种强烈的探索意识从未停止，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到河北师大图书馆借书，用的是他爸爸的借书证，他爸爸当时是师大外语系的教师。他说，文革时期的师大图书馆，开放能看的书并不是很多。当时，笼罩整个学术界的是“读书无用论”，图书馆里经常是冷冷清清。有一位姓张的图书管理员，见他年纪轻轻便爱读书学习，对他很是偏爱，主动为他提供帮助，使他能借到更多的书看。
最吸引他的莫过于《史记》和《资治通鉴》。他所以首选这两部史书，是由于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它们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史记》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之首，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它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资治通鉴》则一直受到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追捧，点评批注它的人数不胜数。它保存了很多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史料，对后世的史官创作、中国的历史编撰、文献学的发展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两部历史名著，对他深化对历史学的认知，历史学对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作用，增强他对历史研究的热爱和兴趣，无疑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两部名著作者发奋治史的态度，书中引人入胜的情节，在他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在《决战东北》的后记中说，“历史能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生动的情节。司马迁的《史记》最经典的就是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之战。”
最初在阅读时，他对两部史学名著的内容理解起来颇感困难。后来看的书多了，他很快就发现，只要多看现当代史学家的书，多看他们是怎样引用这两部史学名著的，就可以弄懂不少内容。渐渐地，他的古代汉语的水平也得到很大提升。1978年，他报考了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的硕士生，考试科目中就有古代汉语。意想不到的是，他文革中读书积累的中国古代史的知识，以及对古代汉语的一定程度的掌握，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帮助，使他得以顺利通过考试。
有一年，北京三智文化书院的项目经理赵虹老师，和他商量讲授资治通鉴课程的事情。两人通过简单的沟通交流，他痛快地应了下来。这门课与他开设的党史军事课程，距离比较远，跨过了学科的边界。他回家后，准备了不长的时间，就走上了讲台。这门新课很快就受到班上学员们的欢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党史的深入研究，使他能把毛泽东读史，以及我党高级干部读史的经验，与《资治通鉴》的内容结合起来讲。这无疑大大激发听课学员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他在人生成长道路上，自然形成的这种跨学科的能力，使他可以比较顺利地将中国古代史和党史军事结合起来，分析和认识问题，这无疑大大拓展了他的研究视野，使他的研究更加具有说服力。
刘统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使我和孩子一直沉浸在无比的痛苦之中。我最心痛的是，如果不是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他肯定会在历史研究领域结出更多的硕果。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
有时回想起来，他的一生又是十分幸运的。他的两位导师，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教授都是史学大家，把他培养成具有厚重扎实的史学功底，严格规范的史学研究方法，高度的政治抱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他的同门师兄在史学上的成就和建树，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他有幸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接触到党史和军事的丰富藏书和材料，从而转行到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并通过他的刻苦钻研和努力，通过军科领导和同行的帮助和支持，结出党史和军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期间，各级领导尤其是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齐红，从各个方面为他提供关心和支持，使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研究中去，写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成果。他还有幸加入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使他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又结交了程兆奇教授等学术同仁，研究中心有多位年轻人，都成为他经常促漆交谈的朋友。
他的朋友圈很大，涉及的领域也很宽泛。但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就是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在北京，有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他的书获得的社会影响力，是在这两家大出版社实现的！在上海，他获奖的所有著作，都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每一本书，都凝聚着上海人民出版社王为松社长和编辑们的辛勤劳动和巨大心血。由于他的书属于党史军史的重大课题，有的书在选题和出版时间上，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为此，出版社的人往往是连轴转，夜以继日的加班忙碌。最让刘统感动的是，时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亲自审读了《火种》一书，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在刘统离开我们近一周年之际，借此机会，特向他的朋友们，向他的领导和同事们，向有关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您们！
回忆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和孩子会永久怀念他。我相信，只要他的书在，他人就在我们身边。相信他的书比人更长久、更长寿！
2023年12月9日于苏州寓所
作者车华玲，刘统教授夫人，原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