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安倍晋三前首相去世后，引发国内网媒，尤其是各媒体开放的评论区和自媒体热议，看法五花八门又截然两分。凯原法学院博士生曹鲁晓就此采访了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程兆奇教授，程老师主要谈了安倍对东京审判的异议和他的历史观。
曹：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发表助选演讲时遇刺身亡，成为各国的热点新闻。这一消息传至国内后，外交部发言人称，安倍“曾经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过贡献”。可见，至少在官方层面，安倍并非一无是处。但就网民的评论来看，除少数斥责凶手山上彻也，对安倍横遭暗杀表示惋惜之外，相关看法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安倍不堪同情，甚至是罪有应得，凶手山上则被奉为义士、英雄。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程：此事再次说明，在价值世界里，人与人的不同，比人与兽的不同更大。动物，哪怕是猛兽，几乎都可驯化；通过镜头深入到世界的角落，我们也可看到许许多多的跨界友情，甚至食者和食物之间都能成为和睦相处的朋友。反观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仇恨，有时就是无法化解的。沟通之难，程度不同的“不可理喻”的普遍存在，不能不让人感到人类这个为爱恨情仇困扰的物种，在有些方面真的很难救药。所以，不论今天生产力、生活水平比二三千年前的所谓“轴心时代”提高了多少倍，怒火，戾气，则一点没减少。同样，人类的德行增加了多少也大可疑问，虽然“仓廪实”“衣食足”已到了我们先祖难以想象的高度，但我们能说我们比夫子时代的先祖更“知礼节”“知荣辱”么？恐怕不能吧……这样说的意思是，“一边倒”并没有什么意外。
日本各政党，包括执政党的永远“政敌”日共，对枪杀行为同声声讨；各国领袖不论亲疏，对安倍去世也都同致哀悼，说明文明时代、法制社会，不能容忍枪杀这样的野蛮行为是基本的共识。所以“我们”的网民还会有那么多人叫好，固然有认知上的缘由，更有天性上的原因。……当然，“网民”这一暧昧身份，都是什么人也颇可怀疑。我是觉得“反串”当不在少数。不久前发帖须显示IP地址的规定出台后，发现某些最极端的仇外言论的渊薮都在境外，尤其是台湾，所以，什么人在推波助澜很可以打个问号。我一直觉得哪国都有各种人，但台媒揭露的台湾网军“1450”，一定不只涉及台湾政治（“韩粉出征，寸草不生”后被证明混杂了大量有组织资源的韩黑）。有人说“我们”也有网军，但那些自黑的事，不会是我们自己做的。
曹：网民厌恶安倍，不是因为具体的历史认知，如对侵华战争与战后审判的看法引起的么？
程：这点确实。虽然我觉得反日情绪的弥漫，在一定程度上与相当长时间符合“政治正确”有关，但反日到了对一个不仅早已建交而且早已签订了睦邻“友好”条约的国家的前领导人被杀都叫好那样的程度，不仅是“方便”“安全”的功利原因，也不仅是上面说的人性原因，根子上确有与“历史”分不开的因缘。事实上，这些年来，国内对安倍的批评，除了安倍的涉台言论，主要集矢之“的”确实是历史问题。
曹：安倍亲赴靖国神社，祭拜被东京法庭判以针对反和平罪有罪的甲级战犯，否定东京审判，这些都无疑极大地伤害了国民的情感。但他在任上也有过我们领导人和外交部所说的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贡献。请您回顾安倍的从政生涯，谈谈他对中日关系的贡献与危害。
程：对“改善中日关系的贡献”和“从政生涯”，已有太多谈论，这里从略。……在此只简单谈一下安倍的历史观。日本的左右和我们所说的左右不尽相同，但在历史观上说安倍是右翼，确实不错。这点与小泉不同。小泉纯一郎前首相，在民调支持度不低的情况下期满退任，参拜靖国神社造成的外部压力是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8.15“终战纪念日”，小泉在中韩的强烈反对之下参拜靖国神社，距上一次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8.15参拜已有21年之久。但小泉参拜更多的是本人在“信念”上的执拗，他答记者问时说，之所以对中韩抗议不管不顾，是因为“首相也应有思想的自由”，“哀悼为国捐躯者理所当然”，“选举时自己已做出了承诺”。“为国捐躯”等等，很容易联想到右翼，但小泉其实不是右翼。小泉是不是右翼，只要看他的言与行，即可明了。这里谈安倍，不能多谈，只举两例。一、如果小泉是右翼，他不会推动旨在允许女系天皇的“皇室典范”的修订，虽然那时皇室长时间没有男性后代使皇位继承成了大问题，但女性天皇和女系天皇与右翼理念完全不合。二、如果小泉是右翼，他更不可能在以首相身份“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前一年的8.15发表那样的“内阁总理大臣谈话”。那次谈话中小泉明确说：“承认日本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给各国国民带来的损害与痛苦，表示谢罪与哀悼”。小泉在性格上确实很有点书生气，这点安倍完全不同。
安倍是相当有弹性的政治家。比如在第一次当选首相时，为了打破小泉时期中日关系由“政冷”影响到“经冷”的局面，他不按惯例首访中国；比如与胡锦涛主席共同决定推动中日联合历史研究；比如为着国益不顾颜面引得不少国人嘲笑的小跑去见普京，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与在政务上的弹性不同，安倍在观念上的右翼立场，尤其是在历史观上的右翼立场，却十分坚定，从未动摇。由于东京审判关乎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侵略的盖棺论定，可以说是有关日本战争犯罪的总纲领，否定东京审判作为右翼历史观的最重要指标是显而易见的。2013年3月12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大熊利昭议员提问中并未提到东京审判，只是在谈到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调查时提及了战后币原内阁曾设立战争调查会的事，安倍却在回答中忽然荡开一笔，说：“对之前大战的总括，不是操之日本人之手，所谓东京审判，是由联合国胜者的判断而断罪的”。这就是典型的“胜者的审判”论。安倍这样说是按剧本演出还是即兴发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他的一贯立场。早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组阁时，对安倍历史观紧盯不放的辻元清美议员提交的质询书中涉及了一系列历史问题，其中针对安倍在《美丽的日本》一书中提到的“所谓‘A级战犯’的表达本身是不正确的”，追问安倍：“怎样的表达才是正确的？”安倍在10月10日众院会议上说ABC级战犯的区别不是正式的定义，这个回答当然是答非所问。在同日回答铃木宗男议员有关“那场战争”的质询时也是如此：“我认为，传统的国际法上意味的战争，是国家之间行使武力的国家行为”；“所质询的围绕‘那场战争’的各式各样议论，作为政府，具体断定是不适合的。”虽然含混，但在这种大关节上，安倍不会为了场面，退而给议员一个顺水人情。安倍再次组阁后，2013年5月24日在众院回答辻元清美关于“侵略的定义”时，安倍说：“国际法上关于侵略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要回答确定的定义是困难的。”在同时回答辻元有关东京审判的询问时，安倍说：东京审判“法的诸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虽然安倍同时说受限于对日和约，日本“没有持疑的立场（余地）”。对辻元辑录并要求安倍澄清的诸如“把战争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被东京审判认为的A级战犯是不可能的”等等言论，安倍则一概不予回答。总之，安倍在任时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虽然常常含混其词，避而不答，或以官样文章搪塞敷衍，所答非所问，并不是他的“右翼”立场还不够坚定，而是“总理大臣”的身份毕竟还有限制。同时，他对底线守得很牢，绝不会像小泉那样说出“日本侵略”，或对战后审判有一句正面的评价。而一旦卸任，即如鱼入大海，如接受右翼媒体“樱”的著名右翼主持人樱井良子采访，放言无忌，再不受束缚。
曹：安倍对东京审判的否定，在日本总理一级的政治人物中十分罕见，和日本政府“公式”的立场也有距离，这一问题如何看？
程：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个矛盾。因为作为日本回归国际社会最重要国际条约——46国对日和约，它的第11款明确规定日本必须接受战后审判的判决。这一点日本政府的立场至今未变。但日本政府的承诺只是迫于无奈。我们现在已大体查清日本政府的幕后活动以及与东京审判的密切关系。
1945年9月11日第一批战犯逮捕时东条英机自杀未遂，消息传来，东久迩宫内阁认为如果由盟国审判，一定会加重惩罚。因此紧急会商,提出自主审判设想。日本政府的提议毫无意外地遭到了盟军总部（GHQ）的拒绝。但自主审判的企图虽被否定，日本政府应对审判的准备并未罢手。从近年解密、天头盖着“极密”印章的档案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在幕后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政府并非只像表面提供后勤保障的局外人，不仅深度介入，实际可以说是辩方幕后的真正操盘手。比如1945年10月23日，日本政府已确定了依次为不累及“至尊”、使“帝国”被害极小化、使个人被害极小化等的辩护方针。这个时点有什么意义么？有。它正是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刚刚将美国国务院有关盟军总部请求各国推荐法官检察官准备进行远东审判的函电转发到中国外交部之际（魏道明美东时间10月22日发出，外交部译电员中国时间24日译出）。所以，虽然盟国早已决定审判战犯，日本作为被审方，处于不对称的被动地位，但正式进行有针对的审判准备，毋宁说日本还走在了前面。日本政府从东京审判时的辩护对策、证据搜集、资源协调，到东京审判后仍在组织内部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远离战争硝烟，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时代，提前释放重回政界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法务大臣居然委托日本著名国际法学者、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一又正雄等人研究东京审判，当年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翻到此件时，真有一种错愕感。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东京审判，根本原因是东京审判从国际法上将日本近代对外扩张是侵略定了性。只要东京审判翻不了案，日本近代史就黑而无光。日本右翼某著作开宗明义说，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因为：一、“日本人自信心丧失的根本原因是东京审判的精神创伤”，二“克服东京审判应是日本一切政策中最优先的政策”。日本右翼和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一表一里，其实并无大的不同。有关这一问题已逸出今天的主题，有机会再谈吧。
1.日本电视台播报安倍被刺事件。
2.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与安倍晋三。
3.魏道明致美国国务院有关盟军总部请求各国推荐法官检察官准备进行远东审判的函电与日本辩护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