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从集体记忆的“竞争性”角度批判性地审视了日本二战记忆的演化及其与日本战后内政外交之间的联系。有机融合了中、日、英文的多元资料，并深入挖掘了众多当事者的证言与回忆录，将视角延伸到了普通民众和民间团体，全面而深入地剖析了他们如何共同塑造了日本的二战记忆。
作者简介
杨婵，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二战敌侨问题、二战记忆、战后中日关系史、集体记忆理论方面的研究。著有《东亚二战遗留问题：中国战争记忆》等书。论文在《当代史论刊》《近现代亚洲研究》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
前言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遗留问题在欧洲依然存在，但其在欧洲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在东亚，二战遗留问题与区域事务仍有着紧密且消极的联系。比如，关于二战历史的争论总是使日本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关系如履薄冰，却鲜少影响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为何相差如此之大？
从二战记忆的角度来看，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国家间二战记忆的差异在过去70余年的演变中不断缩小，而东亚各国在二战记忆方面的鸿沟却不断扩大。“冷战”使得东亚各国间的二战记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各国之间逐渐产生隔阂与差异。1972年的中日建交常常被学界看作是东亚“冷战”体系松动的第一步。可是东亚各国二战记忆的差异并没有随着各国交往得到恢复而缩小。
以中日两国为例。中日两国间二战记忆的差异在1972年建交谈判时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田中角荣首相几次三番将日军侵华说成是给中国“添了麻烦”，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最后，两国在建交公报中的互相妥协看似完满地解决了此事，实则只是将这种差异暂时搁置。中日两国失去了缩小二战记忆差异的绝佳机会，之后又因为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芥蒂，这种鸿沟不断扩大。众所周知，自建交后，两国因二战记忆不同所起的矛盾其实是源源不断的，如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1985年中曾根康成首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就话题不断的“靖国问题”，以及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细菌战等日军在华暴行的论争等。
简而言之，经过战后70余年的演化，中日两国对同一场战争的记忆分歧从未减小，且对本国人来说，其他国家的二战记忆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日本人来说，中国二战记忆的问题在于对“日本鬼子”的极端仇恨和丑化，以及对中国人民英雄主义的过度赞扬。而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二战记忆的问题在于：民族主义群体对“大东亚战争”的美化，修正主义群体对日军暴行的否认，一般民众的侵华战争“健忘症”，以及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victim mentality）。中日两国间二战记忆的不同导致了它们在二战历史方面的矛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又常常与现实争端（如钓鱼岛问题）纠缠在一起，愈发不可调和。
此外，外界在观察东亚国家二战记忆时还存在着很大的认知误区，这也加深了东亚国家间的相互误解。比如，很多海外学者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抗战记忆，特别是日军暴行以及悲惨的抗战记忆是被打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人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以转嫁各种国内外危机，而抗战记忆及反日情绪则是这波爱国主义宣传的重要元素；同时，“中国因为反日才得以生存”的荒谬论调在日本有不少市场。
可如果仔细研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实资料，就会发现以上观点其实是错误的。比如，关于日军暴行的记忆在毛泽东时期的中国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万人坑和杀人塘之类遍布全国的阶级斗争阵地，以及诸多以日军暴行为中心的、民众自述的忆苦思甜故事，都是这种地位强有力的证明。中国对日军暴行的记忆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日本方面，为整个日本民族所共感的受害者意识，作为日本二战记忆的重大症结，令不少海外观察者深深担忧。不少日本学者已经认识到受害者意识的危害，如岛津直子指出，把战争责任归咎到少数军国主义领导人和他国身上，日本人作为战争受害者就可以永远地被免罪；再者，这种极端短视的受害者意识是建立在无视日本侵略的真正受害者，特别是亚洲各国受害者的基础上的。但受害者意识几乎被战后日本各人群及各地区所共有，就连一直在反省战争责任问题的进步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比如，家永三郎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损害国民自由权利及大量日本人的战死负有责任，盟军方面，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也使日本民众遭受了诸多惨祸。
日本二战记忆的其他症结，如民族主义及修正主义倾向，以及对二战“不知道、不在意”的健忘态度也总被外界观察者所批判，并时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二战记忆的主流。但日本还存在着与上述“退步”二战记忆抗衡的进步二战记忆，它们的存在和作用却常常被外国观察者所忽略。
总之，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已近80年，如何客观审视他国的二战记忆，减少隔阂、差异，建立共同共通的二战记忆，是摆在东亚各国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将迈出一小步，力求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批判性地讨论日本关于二战的集体记忆及其“竞争性”特点。作为对比参照，本书也会讨论我国的抗战记忆，尝试纠正对我国抗战记忆的几个错误看法；同时还将浅谈欧洲在记忆二战方面对东亚各国的启示。
本书是我博士期间研究课题《重思中日历史问题：1982年教科书事件前中国大陆对十五年战争的记忆》的延展。博士期间研究的课题原本是打算从中日二战记忆角度重思中日历史问题以及中日战后史，因为精力有限，而且关于中国二战记忆演化史的研究相对稀缺，难度更大但同时也更容易出成果，所以博士论文只侧重讲述中国的二战记忆。2017年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博士论文《东亚的二战遗留问题：中国战争记忆》（World War Two Legacies in East Asia: China Remembers the War），仍是侧重中国抗战记忆，深觉遗憾。
博士毕业后，在博士第一导师毕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及博士后合作导师胡德坤教授的鼓励下，开始执笔撰写关于日本二战记忆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完成博士论文未尽之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博士期间其实已经做完了，因而成文的速度比较快，但也存在诸多毛病和问题。比如，由于使用的资料多为英文及日文，再加上笔者用中文进行学术写作的经验不足，因而语言不够精练且翻译痕迹明显。此外，报告中有些观点的论述不够深入，关于日本内政外交与二战记忆的关联也思考得不够全面深刻。笔者也没来得及对反映日本二战记忆的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分析，因而可能遗漏了很多著名学者及其他知识分子的相关作品。最后，笔者对集体记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思考也不是特别成熟。
为了弥补之前的遗憾和不足，笔者决定在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写成一部包含中日二战记忆的书。虽然本书仍然有不少问题，好在尚有一定的创新性以及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已近80年，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参战国近年来却加大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力度，各国学术界也纷纷开始从“记忆”层面来解读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了研究本国的二战记忆以外，了解战争发动国日本的二战记忆也同等重要，但国内从“集体记忆”角度对日本二战记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期，希望本书能够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做一定的贡献。
首先，本书用适合中国学术语境的方式系统介绍了西方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是新兴的“Collective Rememberance”理论体系，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其次，本书同时使用了中文、日文及英文的资料，包括大量证言和回忆录，这些研究资料尚未被国内相关学者充分使用。再次，先行研究一般以日本政府为中心来讨论日本的二战记忆，忽略了其他参与塑造日本二战记忆的群体，如普通民众及民间团体等。国家二战记忆和地方战争记忆的不同也很少被谈及。所以，本书可以使人们对日本的二战记忆有更全面及多层次的了解。
此外，日本的二战历史教育、日本的战争观及历史观这些常被国内学界讨论的主题将在本书中通过另一种更鲜活的方式得到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学习二战历史的过程也是一种记忆二战的方式。这样的二战记忆会比抽象的战争观及战争历史认知这样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更大，不仅包括抽象的观念看法，还有关于过去的实实在在的内容。在“集体记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本书能让读者对日本的二战史、日本的战争观及历史观产生新的认识。不仅如此，本书重视孕育日本二战记忆的历史及社会土壤，因而能够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日本二战记忆的各种派别及其所派生出的诸多令人费解的行为和言论的根源。
最后，本书还探讨了日本二战记忆与日本战后的内政外交之间的联系，涉及日本战后社会的多个主题，如战犯法庭、社会运动、历史教育、战死者褒恤以及战争文艺等。所以，本书不仅只谈二战记忆，更是从记忆这一特殊角度对日本的战后史进行解读。本书还能为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甚至是东亚范围内因二战历史而导致的各种争端提供理论及史证依据。
总之，虽然本书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创新之处又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价值。因而，在征求师长意见后我还是决定将这部不成熟的手稿出版，以求在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下将其进一步完善；同时，希望手稿能起一定的抛砖引玉作用，激发更多学者对日本二战记忆这一领域的兴趣，从而在研究方法、立论的深度及内容的广度等方面拓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最后，在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笔者得到了毕可恩、胡德坤、孟钟捷、伊藤刚等学者，崔霞、宝锁、王舒彦等编辑老师，以及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事和学生们的宝贵意见，在此表示由衷感谢。笔者也由衷感谢使本书得以出版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