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院近期成果 |杨彦君：侵华日军的医学动员与生物战体系的形成——以七三一部队为中心的考察

发布时间：2025/5/20 14:55:00

摘 要：1886年日本设立陆军军医学校以来，随着对外战争的持续演进，军事医学研究和战场应用不断被强化。九一八事变成为日本近代医学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军事医学自此快速走向组织化和极端化，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七三一部队、生物战体系即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应时而生”。随着日本《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在国家体制的强力驱动之下，军事医学研究和应用进入总体战阶段并急剧趋向异化，以陆军军医学校和七三一部队为代表的“防疫作战机关”，最终成为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医学犯罪的中枢机构，在战争与医学交叉互动的特殊环境下，其秘密实施了大规模生物感染、冻伤实验、外科手术、活体解剖等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生物战。战时体制下的侵华日军医学动员，以及生物战体系的形成及其演进路径，体现出军事医学逐步异变为医学犯罪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军事医学  生物战  人体实验  医学动员  七三一部队

随着日本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军事医学研究和战时应用也不断得到强化，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防疫研究室，又在防疫研究室基础上组建七三一部队。七三一部队于1933年组建之后，秘密营建了背荫河生物战基地，标志着日本军事医学开始集体转向人体实验。背荫河实验基地于1938年整体转移至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建成了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设施更全的生物战基地，伴随日本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以陆军军医学校和七三一部队为核心的生物战体系，这也标志着七三一部队全面并入总体战轨道。自此之后，战时日本的军事医学活动，如生物感染、冻伤实验、活体解剖、外科手术、战场实习等非法的人体实验，异变为日军“公开的秘密”。七三一部队生物战基地的营建、扩张和影响，以及生物战体系的最终形成，逐步呈显出战时体制下日本军事医学的演进脉络，以及军事医学不断被强化乃至异变为医学犯罪的鲜明特征。

此前学界对战时体制下日本军事医学与生物战体系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立足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解密的新资料，以及《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满洲”事变陆军卫生史》和《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等日文史料，结合七三一部队遗址考古发掘相关资料，从陆军军医学校和七三一部队切入，力图呈现战时体制下侵华日军的医学动员，生物战体系的形成及其演进路径，梳理军事医学异变为医学犯罪的基本脉络，由此揭示战时日本的医学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危害。

一、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医学动员

1886年5月，日本陆军省批准设立陆军军医学校，标志着日本军事医学研究专门机构的设立。陆军军医学校先后设立军阵卫生学教室、化学兵器研究室和防疫部研究室，军事医学研究也开始大规模应用于战地医疗。陆军军医学校组织卫生勤务队、伤者收容队和野战医院等“附属医疗”，相继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等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在上述战争中，陆军军医学校以减少日军伤亡和争取战争胜利为目标，不断对军事医学医疗设备展开实验、研究和制造，在手术器械、军服备品、医疗背囊、医用绷带、患者担架、手术帐篷、卫生飞机、卫生用船、卫生用车、防寒装备、食品供给、航空持久力、整形外科和士兵体能等方面进行系统研发，不断强化军事医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和协助战争功能。

（一）陆军军医学校的战地医疗

九一八事变之后，陆军军医学校展开了大规模内部动员，先后30余次组织医疗派遣队前往中国东北战场，共有军医、军属和学生等400余人参与其中。陆军军医学校校长一木仪一、小山宪佐，防疫部主任梶塚隆二等人都曾直接参与战地医疗。其中，陆军军医学校教官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羽山良雄、增田知贞、渡边廉、北条圆了、白川初太郎、池井贞夫、中留金臧等人多次奔赴中国东北前线，积极投身侵华战争，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七三一部队的主要成员。陆军军医学校实际上“指导”和支持了关东军的防疫和作战。为提高作战兵员的战斗力，减少传染病对关东军的困扰，陆军军医学校“指导”关东军编制《关东军传染病预防规程》，明确规定作战部队预防传染病各事项，包括普及士兵生活卫生常识，军需物品相关防疫措施，传染病区域的防护、隔离和消毒方法等。

陆军军医学校还向关东军提供大量预防接种剂和赤痢预防片等防疫药品，配备石井式滤水机等医学医疗器具，直接协助关东军作战部队的传染病防治、战地诊疗、卫生防疫和检验检疫等作战任务。陆军军医学校统计了关东军作战部队罹患传染病的人数和病型。九一八事变期间共有1787人感染赤痢、副伤寒等传染病，包括213名细菌携带者。其中：赤痢患者1072人，副伤寒患者263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215人，伤寒患者110人，天花患者57人，猩红热患者39人，斑疹伤寒患者17人，霍乱患者14人。这1787人中有112人因传染病死亡，“每天每千人中新增传染病患者数占比为4％，死亡占比为0.3％。”从上述数据来看，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传染病流行已经导致关东军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这必将引起关东军高层对战地医疗的特别关注，而以“军事医学”为主要目的成立的陆军军医学校也借机发挥关键作用。

1932年，哈尔滨还暴发了大规模霍乱疫情。6月29日，关东军军医部发布《关于预防霍乱的通知》：“1.要密切联系地方当局，并给予适当指导援助。2.禁止兵员出入疫情流行区域，或者对出入行为做出限定，疫情流行区域工作者尽可能不要轮换交班，如轮换交班则须实施隔离和健康检查等防疫措施。3.必要时，要不失时机地实施预防消毒法或进行细菌检查。4.厉行食品消毒。5.采购海鲜类食品时要特别注意防止病毒入侵。6.严格实行驱除苍蝇活动。7.全体人员要无遗漏地实施预防接种。”然而，霍乱大流行快速蔓延至哈尔滨城区及周边区域，当地的卫生机构和医疗设施仍处于比较薄弱阶段，几乎难以应对突然暴发的霍乱疫情。侵华日军借机组建关东军临时救护班和临时防疫班，军医少佐田村义久任临时救护班班长，军医少佐田中严任临时防疫班班长。在临时防疫班中，军医大尉北川正隆、渡边廉、白川初太郎分别负责行政、诊疗、后勤补给。陆军军医学校也派出石井四郎和增田知贞前往哈尔滨，指导和协助关东军在哈尔滨的霍乱防治活动。石井四郎和增田知贞也利用这次机会，既直接参与了霍乱防治活动，又对哈尔滨及周边疫情状况展开防疫学调查，并同关东军高层频繁互动、积极建立密切联系，这为石井四郎准备在哈尔滨建立专门的“军事医学医疗机构”创造了前提条件。

大体来看，九一八事变期间，在军事医学研究与战场实际应用的互动中，尤其是石井式滤水机和细菌培养罐的首次大规模应用，以及对哈尔滨霍乱疫情的防控，石井四郎等也完成了从军事医学研究到战地医疗实践的“跨越”，为组建防疫研究室以及后来创建七三一部队埋下伏笔。也就是说，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组建，与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战地医疗和防疫给水，以及随后的霍乱防治活动有着密切关联，正是日军对战地医疗补给和军事医学应用的迫切需要，加快了防疫研究室的组建步伐。

（二）石井四郎与防疫研究室的设立

无论是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创设，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的创建和扩张，还是秘密准备人体实验和大规模生物战研究，争取日本军政高层的“业务支持”，都与石井四郎的鼓吹、谋划和游说有所关联。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1916—1920年，在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921年1月，任近卫兵师第三步兵团见习军官，军医中尉。1922年8月，调往东京第一陆军医院。1924年8月20日晋升为军医大尉。1927年，石井四郎在《日本微生物学会杂志》发表了《关于革兰氏阳性双球菌的研究：细菌学与生物学研究》《关于革兰氏阳性双球菌的研究：血清学研究》《关于革兰氏阳性双球菌研究：毒性及病原性的相关研究》，三篇长达95页的论文，论文的指导教师为清野谦次。石井四郎以上述三篇文章为“主论文”向京都帝国大学申请博士学位，6月即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石井四郎深得京都帝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的赏识，取得博士学位当年即与荒木寅三郎的女儿荒木清子成婚，石井四郎因此得以快速进入日本医学界和教育界高层。1928年4月到1930年4月，石井四郎赴海外考察生物战研究状况。就这次海外考察，石井四郎战后向美军调查官汤普森讲述：“我主要考察了埃及、希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澳大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波兰、苏联、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石井四郎据这次海外生物战考察所见，积极游说日本军政上层，得到了“统制派”代表人物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小泉亲彦的支持，他们成为石井四郎的“在朝支持者”。

正是因为日军对战时卫生和军事医疗的实际需要，以及石井四郎等人积极游说日本军政高层，推动了陆军军医学校于1932年8月在防疫部的基础上紧急设立防疫研究室。陆军军医学校取得了近卫骑兵联队约1.65万平方米土地用于防疫研究室建设。12月8日，陆军省批准经费208989日元扩建防疫研究室。1933年4至10月，防疫研究室增建了办公室、机械室、变电室、仓库和动物饲养室。至此，独立的防疫研究室正式建成，石井四郎军医少佐任主任，主要成员有北川正隆、西村英二、渡边廉、北条圆了和白川初太郎等。防疫研究室初创成员都曾直接参与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战地勤务，以及哈尔滨霍乱疫情的防治活动，他们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的演进，无一例外都成了生物战的支持者、鼓吹者和实施者。如北川正隆后来任新加坡冈字第九四二〇部队长，军医少将；西村英二后来任甲第一八五五部队长，军医大佐；渡边廉后来任第十二防疫给水部部长，军医大佐；北条圆了后来任陆军军医学校军阵防疫学教研室军医大佐；白川初太郎后来任第二十九野战防疫给水部部长，军医大佐。

《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载有防疫研究室设立的过程和目的：“防疫研究室作为与我国军队防疫作战业务相关的研究机关，新近设立在陆军军医学校内。这是由于1928年，作为海外研究员的陆军一等军医石井四郎在欧洲期间，考察了各国的情势，深感我国无此类设施，是国防上一大缺陷。1930年他去欧美考察，回国后向上级提出国防上存在这个缺陷，并陈述了快速进行研究工作的意见。此后，他作为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利用余暇时间坚持不懈地反复进行实验研究。1932年在小泉教官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上级认可，并在军医学校内新设石井四郎为首的研究室。”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在组建半年之后得以大规模扩建，由此可看出石井四郎的游说取得了实效，石井四郎及其“防疫谋略”逐渐被日本军方接受。据上文所载亦可判断：陆军军医学校承担着“防疫作战的重要使命”，日本军政上层也开始积极推动“防疫作战”。陆军军医学校分别设有防疫研究室、军阵防疫学教研室和防疫部，三个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且与之后的七三一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生物战基地的秘密营建

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这一期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得以创设和扩建，尤其是在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之后，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完全受制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石井四郎和增田知贞等人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多次前往东北地区考察“卫生防疫状况”，最终选定在哈尔滨秘密营建七三一部队。

（一）七三一部队的初建

1933年秋，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基础上秘密组建了七三一部队。七三一部队最初设在今黑龙江省五常市背荫河镇，后在哈尔滨第一陆军医院设立办事处，当时称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受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长管辖。加茂部队名称中的“加茂”，是缘于部队创建者石井四郎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当时的千代田村属于“加茂地区”。石井四郎也正是利用血缘关系和同乡之谊招募大量“医学者”和雇员进入七三一部队服役，这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复七名簿》中能够体现出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复七名簿》第127页记载了石井四郎中将、石井刚男嘱讬、石井三男技师的个人信息，他们的原籍均标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

背荫河为拉滨（吉林拉法—哈尔滨）铁路区间的一个火车站，是随着铁路修建而兴起的小城镇，因为铁路交通便利，又距大城市哈尔滨较近，七三一部队在此选址兴建了生物战研究基地。为了大规模开展生物、化学和病理等人体实验，七三一部队还在这里专门修建颇具规模的“东满大狱”，用来关押“反满抗日”的志士，并强制将他们作为人体实验“受试者”。背荫河实验基地初期规模约有600平方米，是一处具有较高机密性的建筑设施，在随后的营建和扩张中不断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扶持。据原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的日记：“1933年12月8日（周五），降雪，上午8点，飞机冒着大雪飞行，经过吉林、拉法，10点15分，降落在拉林。石井及伊达来迎接，并陪同我们视察了背荫河细菌实验所。这是一个共有600多平方米的大兵营，乍一看犹如要塞一般，足见这支部队做事兢兢业业，今后还将要投入二十几万的经费。”远藤三郎日记中的“石井”即是石井四郎，化名为“东乡肇”，而“伊达”则是增田知贞的化名。背荫河实验基地建成一年后，1934年9月23日，发生了人体实验“受试者”的越狱行动。当时共有30多人参与越狱，幸存者王子扬等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背荫河人体实验的秘密被揭露，但是在日伪强力管控之下，外界仍然难以知晓人体实验的秘密。背荫河越狱事件发生之后，七三一部队便逐步谋划兴建机密性更高、规模更大的生物战基地。

1936年4月23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日本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呈报了“关参一发第九三八号”《关于驻满军备扩充的意见》。据上述文件记载可知，日本为了大力推行大陆政策，逐步强化对伪满洲国的控制，扩充并强化了关东军司令部、独立守备队、高射炮部队、炮兵部队和通信部队等，新设和改编了关东军防疫部、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和关东军教育队等。上述文件的第二十三项为《关东军防疫部的新设增强》，其中记述了关东军防疫部新设和增强的理由：“对急性传染病实施防疫对策，对其他不明传染病展开特种调查研究以及准备细菌战。”由此亦可见，七三一部队初期的“防疫活动”和“准备细菌战”再次得到日本关东军的重视和扶持。

（二）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管控

《关于驻满军备扩充的意见》发布之后，七三一部队即在哈尔滨近郊的平房地区选址并测量土地。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第1539号命令“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秘称“十七号军事基地”。其中规定：1.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围墙以内）均被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2.依据“满洲国军机保护法施行规则”，附件要图上所标明的甲号地段应认定为特别军事区域，上述规则禁止事项均适用于该地段。3.在附件要图上所标明乙号地段内，禁止建造二层以上之房屋。4.对民用航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有指定的航空线及禁航地带。5.甲号地段和乙号地段界以及禁止事项由满洲国治安部宣布之，军事建筑物所在地区由防卫司令官宣布之。6.本训令仅通知直接有关各部队，不得作任何公布。

随后，伪哈尔滨市公署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事务所、平房特别军事区域日满协和会和平房警察驻在所。平房警察驻在所下设平房屯派出所、正黄旗三屯派出所、新发屯派出所，由日本人直接管理，哈尔滨宪兵队也派出平房宪兵分遣队驻守平房地区。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占地面积约120平方千米，分为甲号区域和乙号区域。甲号区域为特别控制区域，以七三一部队和八三七二部队为中心，东南西北各向外扩展5千米区域是日军严密监控的范围，总面积约为32平方千米。甲号区域内当时有25个村屯，距离七三一部队总部较近的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和正黄旗头屯被强制搬迁直接毁掉，其余21个村屯因距离七三一部队本部较远而得以留存。乙号区域为一般控制区，区域内有19个村屯，同样受到“军警宪特”的严密监控。

七三一部队为强化对特别军事区域的管控，在军事区域内各交通要道设立界牌，强制向军事区域内居民发放居住证明书，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和言论自由。特别军事区域所在地居民，凡年满14周岁以上者需持有伪哈尔滨市警察局香坊警察署颁发的居住证明书，居住证明书被要求随身携带，随时接受“军警宪特”的检查。外来人员也须到警察署登记办理临时居住证明书，离开此区域还要注销所办手续。

（三）生物战基地的建成

自1938年6月，七三一部队全力营建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生物战基地，在日本征召大量“特殊建筑工人”，负责人体实验核心区域的营建。从战时功能上来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设施可分为两类：一是人体实验研究、测试及配套设施，如生物实验室、特设监狱、动物饲养室、黄鼠饲养室、冻伤实验室、瓦斯实验室和焚尸炉等。二是特殊部队管理和生活设施，如本部主楼、资材部、锅炉房、给水塔和部队营房等。

七三一部队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专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生物实验室和特设监狱，构成了人体实验研究、测试及配套设施。生物实验室和特设监狱合围区域俗称“口字栋”或“四方楼”，由四栋合围三层建筑、两栋二层建筑和庭院区域构成。生物实验室建筑整体规模庞大：“地下基础外缘东西长151.31米，南北宽101.31米，实际占地面积15356.32平方米”。森村诚一引用七三一部队原成员的证词：“虽说是只有三层楼房，但其总体的高度，有现在住宅建筑五层楼那么高。生物实验室的外壁，在水泥墙表面贴着乳白色瓷砖。从哈尔滨市内坐公共汽车来到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在广阔的平野上，巍然屹立着一座被土墙围在当中的白色建筑物。”

四方楼外围的三层楼建筑是生物实验室，建筑第一层主要是第四部进行生物研究、培养和制造的场所，设有实验室、冷却室和培养基室，配有特别班、厨房和淋浴间等设施。建筑第二层有“冈本班”研究室，主要进行人体病理研究，班长为冈本耕造；“内海班”研究室，主要进行血清和免疫研究，班长为内海薰；“凑班”研究室，主要进行霍乱研究，班长是凑正雄；“吉村班”研究室，主要进行冻伤研究，配有真空箱，班长是吉村寿人；“江岛班”研究室，主要进行赤痢研究，班长是江岛真平；“大田班”研究室，主要进行炭疽研究，班长是大田澄。建筑第三层还设有标本室和材料室等。

四方楼围在内部的两栋建筑是特设监狱“7栋”和“8栋”，“7栋”和“8栋”皆为二层建筑，专门用于关押人体实验“受试者”，“监狱长”为石井四郎的胞兄陆军技师石井刚男。据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实测数据：西侧监狱东西长46.37米，南北宽14.5米；东侧监狱东西长46.33米，南北最大宽14.5米。李陈奇认为：东侧建筑和西侧建筑格局相同，中间设有通道，两侧为牢房。两侧房间布局基本一致，即中央有一大房间，两旁各置若干小房间。

为保证人体实验受试者数量，七三一部队同宪兵队、警察局和特务机构秘密勾结实施了特别移送，数千名中国、苏联和朝鲜的抗日志士曾被关押在这里。据伯力法庭的证言，特设监狱可同时关押400—600人。苏联国家公诉人斯米尔诺夫问：“监狱内同时能够拘禁多少人呢？”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答道：“由二百人至三百人，但也可能拘禁四百人。”斯米尔诺夫继续问：“在一年期间送到该部队监狱里去的人数计有多少呢？”川岛清答：“我不知道关于这点的统计材料和准确数字，但每年大约有四百至六百人。”

四方楼之外，既有病毒研究室、结核研究室、冻伤实验室、瓦斯实验室等人体实验研究设施，也有动物饲养室、黄鼠饲养室和昆虫培育室等人体实验配套设施。为销毁生物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犯罪证据，七三一部队还在本部核心区域至少建有两座焚尸炉，即北岗焚尸炉和北洼地焚尸炉，这充分体现出“特种部队”的犯罪本质。

1940年，七三一部队已然建成集行政办公、武器装备、物资供给、营房宿舍于一体的综合区域，规模庞大、配置全面、功能齐全、分工明确，已经成为日本策划、组织、实施人体实验和生物战研究的中枢机构。七三一部队的管理和生活设施也比较完备，既营建了办公、供热、供电、供水、通讯等设备设施，还配备了铁路、公路、航空等运输设施，为各生物实验室提供较为充足的实验条件和完善的后勤保障。试以本部主楼、资材部和宿舍区为例。

本部主楼为七三一部队行政管理中心区域，设有部队长办公室、总务部、调查课、人事课和兵要地志班等。本部主楼为两层砖混结构建筑，东西长171.3米，南北宽13.5米，一层高3.9米，二层高4.0米，占地面积约2313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625平方米。位于本部主楼北侧的资材部，是实验器材采购、保管和供应部门，为一栋砖混结构单层建筑，东西长125.3米，南北宽14.5米，高6.5米，占地面积约1817平方米。七三一部队还建有规模庞大的“东乡村”，为七三一部队军官、军属、士兵及其家属的生活区域，其位于本部核心区西南侧。“东乡村”主要由军官宿舍、军属宿舍、士兵宿舍，供水、供热、供电等配套设施构成。“东乡村”以宿舍区域为核心，还设有东乡国民小学校、俱乐部、图书馆、邮局、医院、运动场、商店、餐馆、酒吧和神社等场所。“东乡村”宿舍区建筑群共有41栋建筑，其中有3层建筑38栋，4层建筑3栋，可容纳3000余人居住；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设施之全是其他同级别日军营区较为少见的，体现出七三一部队在日本陆军中的特殊存在。

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建筑设施主要集中在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与七三一部队保持密切关系的还有位于哈尔滨市区的吉林街联络站、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和教化街营房等。

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于1940年左右建成，随着七三一部队的人员不断增多，组织机构也不断扩大，设有总务部、第一部（基础研究）、第二部（生物实验）、第三部（防疫给水）、第四部（生物制造）、教育部、资材部和诊疗部，八部之外另设管理特设监狱的特别班。大体而言，部下设课或研究班，各研究班名称以班负责人姓氏冠之。总务部，负责制定总体研究计划，起草传达部队命令，负责人事、后勤、财务及劳工管理等。第一部，为七三一部队生物战研究的核心部门，既研究攻击性生物战剂，又研制防御性血清及相关防护装备。第二部，研究生物武器效力和攻击方法，对人、动物、植物进行生物实验和野外实验等。第三部，负责七三一部队的防疫和供水，研究和制造生物炸弹，附设滤水器制造厂和生物弹壳制造厂。第四部，进行生物的培养和繁殖，研制血清并生产疫苗，制造不同类型的生物武器。教育部，负责培训生物战相关人员，开展防疫学、细菌学和传染病学教育，负责七三一部队“接班人”少年见习技术员的教育和管理。资材部，负责实验设备的供应，实验器材、菌苗、疫苗的保存以及实验动物的运输。诊疗部，负责七三一部队成员及其家属的疾病预防和医学诊疗。

1940年8月，七三一部队对外正式启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代号。12月2日，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下达关东军作战命令甲第三九八号，记有：“着令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长将下列部队布置于下列地点：牡丹江支部—海林，林口支部—林口，孙吴支部—孙吴，海拉尔支部—海拉尔。”七三一部队据此增设了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和海拉尔支部，加之1938年接管大连卫生研究所而设立的大连支部，以及安达特别实验场和城子沟野外实验场，俨然建成了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设施完善、配套齐全的生物战研究基地，成为侵华日军中独一无二的特种部队。

综上所述，七三一部队生物战基地的大规模营建，是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日本陆军省和关东军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从生物实验室、特设监狱、本部主楼、资材部和“东乡村”的建筑规模和功能配置方面即可看出端倪。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基地也具有极高的机密性和隐蔽性，是在高墙、电网、壕沟防护下的特别军事设施，其外围建有周长约3400米、高2.5米、厚1米的土筑围墙，墙上架设高压电网，墙外掘有深宽各3米的防护沟，围墙四周建有五个卫兵所。特别是，四方楼建筑群完全能够体现出人体实验的机密性和隐蔽性，七三一部队营建了三层高的生物实验室，在生物实验室闭合圈内又建有两层高的特设监狱，从外侧无法看到这两栋特设监狱，并且生物实验室内侧一层不设门窗，房顶另设警戒岗哨和巡逻通道。毫无疑问，四方楼的建筑格局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就是关押人体“受试者”和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由此呈现出日本军事医学异变为“医学犯罪”的鲜明特征。

三、生物战体系的形成及演进

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演进，特别是在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又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快速推进全面侵华的国策，日军也相继设立了陆军防疫机关，七三一部队在这个进程中担当核心角色，指导和推动各陆军防疫机关的建立和运行。这就使得原本局限于伪满洲国区域的陆军防疫机关，随着日军对华侵略范围的急剧扩张而遍布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日占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陆军防疫机关又沿着中国区域蔓延至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菲律宾和马来亚一带。陆军防疫体系建成之后，从全局上来看仍以七三一部队为核心，华北区域以“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为中心，华中区域以“中支那”防疫给水部为中心，华南区域以“南支那”防疫给水部为中心，东南亚一带以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为中心。

陆军防疫机关各中心机构还下设多处分支机构，试以“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为例。“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于1938年2月9日在北京编成，定员810人，部队长为西村英二军医大佐。根据1944年9月30日《“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表》所载，“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下设5个支部8个出张所。5个支部是石门支部、太原支部、济南支部、张家口支部和郑州支部；8个出张所是天津出张所、塘沽出张所、运城出张所、青岛出张所、包头出张所、开封出张所、新乡出张所和郾城出张所。据此，“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辐射范围可达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北和河南等地。西村英二部队长，曾任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部员，是石井四郎筹备建立七三一部队的核心成员，其于1933年9月至1937年12月在七三一部队服役，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七三一部队在陆军防疫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实质而言，正是陆军军医学校和七三一部队培养和储备的“防疫给水人才”，直接影响到陆军防疫机关的设立和扩张，陆军军医学校和七三一部队近百名核心成员相继被抽调日占地区组建防疫给水部。如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部长菊池齐任“北支那”防疫给水部部长，总务部部长大田澄任“中支那”防疫给水部部长，七三一部队教育部部长园田太郎赴石家庄组建第一防疫给水部，海拉尔支部部长藤井英太郎赴南昌组建第五防疫给水部，陆军军医大佐渡边廉赴华南组建第十二防疫给水部，牡丹江支部支部长池井贞夫赴徐州组建第十四防疫给水部，孙吴支部支部长佐佐木义孝赴华中组建第十八防疫给水部等。

从1937年到1939年，日军在占领地区设立的陆军防疫机关覆盖范围逐步扩大，陆军防疫机关的运行和业务也渐趋完备和系统，防疫给水部也明确分为“固定”、“移动”、“临时”和“独立”四种类型。这在石井四郎的研究报告《七七事变中新设陆军防疫机关的运行效果、对未来战争的方针以及防疫接种的实效》中即有明确记载，该报告刊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99号。报告执笔者和协助者皆为生物战研究领域核心成员，有佐藤俊二、大田澄、内藤良一和早川清等25人，报告中还编制了《新设陆军防疫机关》表格，详见下表。

新设陆军防疫机关一览表

注：序号1-5为固定的常设陆军防疫机关，6-23为机动的常设陆军防疫机关，24-27为临时陆军防疫机关，序号1-27总人数为10045人。

据上表所见，石井四郎详细列出了1933至1939年间日军设立的主要陆军防疫关，以及各防疫机关的“名称、部队长名、编成地、现驻地、编成时间、人员数量”等详细信息，呈现出这一时期陆军防疫机关的部队规模和区域范围。石井四郎在“固定防疫机关”一栏列出：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南支那”防疫给水部、“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等5支固定防疫给水部。这是日军陆军防疫体系的主体力量，其在“防疫”和“给水”的业务范围方面，覆盖了中国东北、华中、华南大部分区域。石井四郎在“移动防疫机关一栏”列出了连续编号的第1—18防疫给水部，此外还有临时防疫机关的加茂部队防疫部、“中支那”临时防疫北条部队、“北支那”临时防疫大田部队、关东军第一野战医院给水部等。可以说，《新设陆军防疫机关一览表》所载数据体现出陆军防疫体系当时的主要构成状况。当然，随着日军对外战争的演进，陆军防疫体系也在动态变化之中。比如，到了1940年4月，第1防疫给水部、第14防疫给水部、第15防疫给水部、第16防疫给水部同时并入“北支那”防疫给水部。

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及防疫给水部的职能，按照石井四郎的说法是“开展战地传染病研究及相关防疫对策”。实质上，以防疫给水部名目出现的陆军防疫机关，既协助作战部队的“防疫”和“给水”，又在所谓“防疫作战”中实施了大量医学犯罪行为，这其中就包括准备和实施生物战，以及非法的人体实验。驻在地不同的日军各防疫给水部队也被要求必须与陆军军医学校、七三一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接受陆军军医学校和七三一部队的业务指导。与此同时，各防疫给水部成员撰写的医学实验报告和防疫调查报告也常刊载在《军医团杂志》《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研究报告》之中。上述杂志也成为陆军防疫体系成员展开学术交流的内部平台，经常刊载生物作战和人体实验相关的“军事医学”研究报告，并刊有译自德国和苏联方面的军事医学情报。可以说，正是基于战时体制下军事医学的强力推动，陆军军医学校、七三一部队对陆军防疫机关的指导和支持，以及军事医学研究应用所形成的“学术纽带”，依附于战争环境下的军事医学得以畸形发展，由陆军防疫体系演进而成的生物战体系由此形成。

结  语

日本近代军事医学研究肇始于1886年设立的陆军军医学校，随着日本对外战争的演进，军事医学研究不断得到强化，既大规模应用于战地医疗，迅速向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渗透，又不断在日占地区设立相应医学机构，最终形成了“殖民地医学体系”。九一八事变成为日本近代医学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军事医学研究和战场应用快速走向“国策化”，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七三一部队、“防疫作战体系”即是在这种环境下“应时而生”。陆军军医学校于1932年设立防疫研究室，七三一部队于1933年在哈尔滨组建，并秘密设立战争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生物战基地——背荫河实验场，专门建有关押受试者的“特设监狱”。由此开始，有组织的、成规模的人体实验逐步成为军事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在国家体制的强力驱动之下，军事医学研究进入总体战阶段并急剧趋向异化，而在医学研究体制化方面，陆军省、文部省、厚生省及医疗产业形成“军学官产”的合流，再次强制推动军事医学研究走向组织化和极端化，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人体实验基地和生物战体系亦由此形成。生物战体系形成之后，隶属关系虽经多次调整，但在“防疫作战”的职能以及隐于其间的医学犯罪并没有本质变化，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陆军防疫体系的“职权范围”，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陆军防疫机关的协助战争的军事功能。概言之，随着日本不断升级的对华侵略战争，特别是陆军军医学校和七三一部队的快速扩张和战时角色，使他们成为战时体制下日本军事医学演进与异变的典型代表，也成为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生物战犯罪的中枢机构，实质推动生物战体系的最终形成，侵华日军的医学动员也成为“医学”被滥用和逆用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