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沛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
来源：《日本学刊》2025年第3期
内容提要：东京审判是对二战中日本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系统性审理的法律实践，它既再次确认了纽伦堡审判中开创的原则，也有与其不同的贡献。东京审判揭露的事实，冲击了日本战时的皇国史观、军国主义，具有促进日本反省战争责任、形塑日本战后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意义。在当下的日本社会，虽然日本右翼强烈否定东京审判的所谓“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仍喧嚣不已，但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论调。日本右翼将批判东京审判当作其“克服战后体制”的先决条件，这使得他们往往过度强调东京审判的弊端，以至于背离了主流学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和评价。
关键词：东京审判;法理意义;历史意义;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即“东京审判”）是战后同盟国对日本近代对外扩张和战争罪行的系统性审理，其重要意义是将日本近代对外扩张定性为“侵略”，对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形塑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成为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日本右翼势力绕不开的重要障碍。因此，长期以来东京审判一直是要恢复所谓“日本历史荣光”的日本右翼势力攻击的主要目标。通过深入调查相关档案可知，不仅是民间右翼，日本政府从审判之初即在幕后指导、支援日本辩方，即便是在东京审判后，日本政府仍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了法学专家、东京审判中的辩护律师研究东京审判中的法律问题。“旧金山和约”已对日本接受东京审判的结果做出明确规定，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因而暂未改变，但近年来，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纷纷从幕后走向前台，屡屡在公开场合表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如安倍晋三在2013年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中公然宣称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东京审判已然被日本政府贴上负面的标签，正式否定东京审判进而否认侵略历史的声音呼之欲出。
对于中国而言，东京审判的成果有着特殊的意义。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东京审判已有诸多成熟的研究成果，也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的主张。但是，目前中国学界梳理东京审判的意义以及回应日本右翼主要质疑的文章中，尚少集中反映日本学界对东京审判的思考与认识。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揭示在否定声浪中隐而不显的日本学界对东京审判的有价值研究成果，汇聚东京审判的正向认识资源，有助于削弱日本政府企图颠覆二战成果的野心，进而彰显和维护东京审判在惩治战争罪行、捍卫人类文明以及构建战后和平秩序等方面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东京审判的法理贡献
东京审判开庭不久后，辩方即对法庭提出了质疑，其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所规定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也成为此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否定东京审判的主要依据。2013年日本文部科学委员会委员池田佳隆在众议院向文部科学省副大臣西川京子提出日本教科书问题：“（东京审判）是违反了采取罪刑法定主义的国际法的事后法审判，对这一客观事实，现在的教科书中有的记载、有的没记载、有的记载混杂，人们对A级战犯是最恶之人的印象已固化。此外，在对A级战犯被供奉于靖国神社存在各种意见的今天，将东京审判的扭曲性正确地传达、教育给孩子们，我认为非常重要。”对于池田基于将东京审判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当作“客观事实”的提问，西川京子回应称：“关于东京审判确实存在各种意见，其中也有印度法官帕尔主张的战胜国审判战败国违反了国际法的观点。……正如安倍（晋三）首相所言，在战后体制下，动辄单方面归恶于日本的记述的确很多，……因此关于审定教科书，应该更多地倾听各位的意见，实现更加中立、公正的记述。”
上述日本国会问答中提及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关于东京审判合法性的讨论中具有关键意义，有必要结合日本学界的认识作进一步探讨。日本法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在战后两大审判时期，“罪刑法定原则”并未成为国际法明文规定的原则。在1986年的一次东京审判讨论会中，一位听众曾向时为东京大学教授的国际法学者大沼保昭提出“反和平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从大沼的回答中可以总结出四个要点：一是“罪刑法定”原本是在国家权力面前保护人权的国内法原则，能否直接说其为国际法原则存疑。二是虽然虐待俘虏等普通战争罪也被明文禁止，但并没有制定如何处罚其违反者的规定，即便如此，对其进行处罚也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三是当时的国际法并没有统一的立法机关，各国之间压倒性的规范意识逐渐塑造着国际法，所以必须要考虑到国际法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四是“反和平罪”得到世界舆论压倒性多数的承认，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不仅如此，虽然帕尔认为在东京审判结审后的1948年12月颁布的《世界人权公约》宣告“罪刑法定原则”成为一项基本权利，但日本国际法学者前田朗认为，长期以来国际法并没有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其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简称《罗马规约》）中首次得以正式明确提出，而该规约直到2002年才生效。
总之，在战后两大审判期间，国际法中并未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且该原则也未得到当时学界的一致承认。因此，对此质疑者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充分论证“在两大审判时期该原则已经得到确立”。质疑者一方面认为，战后两大审判不能以当时国际法中尚未明确的罪名审判战犯，另一方面又认为战后审判必须严格遵循在当时尚未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自此，日本主流法学界逐渐超越“罪刑法定原则”问题，以对国际法贡献的角度考察东京审判。东京大学法学部藤田久一教授在《什么是战争犯罪》一书中指出，虽然两大审判中的辩护方批评“反和平罪”等新的战争犯罪概念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但从战后国际法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新概念的提出符合当时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成为这些概念在国际法上得以确立的契机，应该予以肯定的评价。藤田还进一步指出，在两大审判后的国际社会中，“这些战争犯罪的概念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联合国体系下得到广泛认可，并逐渐普及”。还有大沼保昭，虽然曾在其多部著作中指出以“反和平罪”对个人予以重罚是有问题的，但在2018年提出了以法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事后法的问题，并高度评价战后两大审判对国际法的贡献。他指出，“国际法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并非单调的直线性发展。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打破‘禁止事后法’这一重要法律原则的法学革命意义，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两大审判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回顾战后国际法的发展历程，可以认为两大审判是“国际法史上的革命”。第一，一战后世界主要国家通过签订1928年《非战公约》等条约逐渐形成了侵略战争违法化的共识，纽伦堡、东京两大审判则对其予以实践，开创了国际刑法中的先河。第二，战后两大审判对个人不应为违反国际法而负刑事责任的主张作出反驳，开创了追究发动侵略战争者的个人刑事责任的先例。第三，两大审判追究了“指挥官责任”，其主要是指追究指挥官在知情或应该知情的情况下对其下属的违法行为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两大审判的实践为“指挥官责任”明确成为国际法中的一项原则奠定了基础，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了指挥官的不作为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第四，2010年“侵略罪”的定义正式被写入《罗马规约》，而“反和平罪”正是“侵略罪”的前身。
同时，东京审判虽在宪章、罪项的设置上基本沿袭了纽伦堡审判，但并不是后者的简单翻版，其不同的贡献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承认，在此略举两例。其一，由于辩方的表现活跃，且东京审判的庭审时间也远超纽伦堡审判，检、辩双方围绕部分重要法理概念的辩论更为彻底。以自卫权问题为例，战后两大审判中最重要的法理概念是“反和平罪”，因为当时的国际法中并没有关于“侵略”问题的公认定义，界定“侵略”需要依据“自卫”这一与侵略互斥的概念。在纽伦堡审判中，检、辩双方对自卫权的争论仅集中在德国入侵挪威这一点；而在东京审判中，自卫论是辩方的核心主张，检、辩双方对“自卫”的论辩也贯穿审判全局。20世纪60年*代，一又正雄受日本政府委托研究东京审判法理问题时指出，东京审判围绕自卫权问题的讨论之多彩、活跃，是纽伦堡审判所无法比拟的。检、辩双方围绕自卫权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论辩，集中论述了当时国际法关于“侵略”与“自卫”问题的法理，至今仍是研究国际法学史时可参考的重要史料。
其二，东京审判在追究文官的“指挥官责任”问题上也对国际法作出了贡献。其中一则典型案例是追究广田弘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不作为的责任。东京审判的判决指出，作为日本时任外务大臣的广田，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立刻接到了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其曾将这些报告转呈给陆军省，并得到了陆军省将制止暴行的保证；但广田在得到保证后，“至少在一个月中仍继续收到关于暴行的报告”。可见，他在明知道陆军未履行其保证的情况下，却没有及时采取其他可能的方式制止暴行。因此，法庭认定“（广田的）不作为达到了犯罪性疏忽的程度”，判决广田弘毅在第55项诉因上有罪。东京审判判处身为文官的广田绞刑，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广泛争议。但也有学者认为，东京审判对广田弘毅的判决为国际人道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户谷由麻就认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追究卢旺达塔巴（Taba）镇镇长阿卡耶苏（Akayesu）种族灭绝暴行的刑事责任时，将东京审判对广田弘毅的判决视为一则先例。同上书，第165—166页。
总之，战后国际法的发展为反驳日本右翼诋毁东京审判的论调提供了有力证明。从战后至今的国际法发展轨迹来看，战后两大审判所创制的诸多原则已经受住了学术研究的考验，得到了国际法的承认，其也贡献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等后续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学界对东京审判法理贡献的高度评价出之有据、掷地有声。再回到前述日本国会问答上，如果要讨论关于东京审判的“客观事实”，就不应该无视国际法对东京审判法理贡献的承认。
二、东京审判对日本历史观的贡献
战时，日本的史观以军国主义和皇国史观为核心，强调天皇的神圣性、日本的优越性及对外扩张的正当性。在严厉的言论管制之下，违背皇国史观、不符合军国主义的主张都遭到彻底封杀。日本军民在战时的疯狂“投入”，最典型者如其在战败之际的集体自杀，其原因虽不能说没有外在强制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长期教育、灌输军国主义和皇国史观造成内在愚忠的结果。
东京审判对日本侵略的定性、对个人战争责任的追究以及对国际法和国际司法实践发展的推动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随着审判的展开，日本走上侵略战争之路的战时政治黑幕和日军侵略暴行陆续被揭露，使日本民众第一次看到了与战时政府宣传完全相反的真相。这也成为东京审判所衍生出的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各界普遍认为日本社会自始就缺乏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因此日本和德国在历史认识上的表现才会反差很大。比如德国学者基特尔（Manfred Kittel）就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一书中提及：“日本的左派不仅政治上总体羸弱，而且在记忆文化上也很被动，……把自己的广岛受害者设置为中心议题，而不会涉及日本在国外对外国人所犯的任何罪行。……从一开始，左派反对党的反思批判的程度就被限制了，……在日本，学校和媒体、政府和议会几乎就没有传导过现代史的问题意识，而‘历史清算’在1950和60年代的年轻一代政治社会化中几乎不具有什么意义。”
但是，“日本从一开始反思批判的程度就被限制”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日本社会的“历史清算”、对战争责任的“反思批判”，“一开始”不仅未受到“限制”，还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东京审判开庭后，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即开始同步详细报道审判的情况，同时汇集成编，及时出版。其第一辑卷首的前言提出：“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审判必然会带来痛苦，这个痛苦可能不堪正视，但不正视过去，如何能再生？不看到军国日本的终焉，新日本国就不可能出发。不越过这个关隘，不清算这个现实，未来的光明就绝不可能照耀出正确的道路。”《朝日新闻》把“鞭笞”日本“过去的罪过”当作“新日本国出发”必须迈过的“关隘”，可以说正是当时日本国内社会普遍看法的写照。
在东京审判开庭两个月后的1946年7月，岩本信行在日本国会上不但指出盟军当然应该审判战犯，还从代表日本普通国民的立场要求进一步扩大追责的范围。“现在因为盟军，军阀官僚站在审判战争犯罪人的法庭之上。这些人在盟军方面看来当然是战争犯罪人，是作为战争责任者而受到审判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国民来说，在战争中，军阀官僚不让国民听到（真相)，也不向普通国民说明，在什么都不让民众知晓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战争罪行。在所谓行政方面，官僚的压迫政治、权力的恶用滥用，才导致了今天的受难。所以对普通国民来说，除了盟军的审判之外，还必须从作为日本人的角度审视，由国民审判军阀官僚的战争责任，特别是战败责任。”岩本信行希望扩大对战争责任的追责范围的看法不是孤例。1946年8月，川崎秀二也在国会上提出了除军阀和负责国内行政、经济方面的官僚之外，外交官员也负有战争责任的看法。还有其他种种事例，在此不赘。概言之，在日本战后初期，要求更广泛地追责和反省的声音并不罕见，即便是在日本政坛，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批判”也未受到“限制”。
收有起诉书和开庭最初数日庭审记录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在东京审判宣布判决结果之前的1948年9月出版，?森顺造为此撰写序言称：“《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是人类历史全面创新的伟大文献。由野蛮走向文明、虚伪走向真实、不义走向正义、偏颇走向公正、隶从走向自由、报复走向祝福、侮辱走向爱敬、斗争走向和平、分裂走向协同，可以期待它是与把人类社会导向更高幸福的文化生活相称的一个大宪章。”森顺造后担任过自民党众参两院会长，在日本的政治谱系中不是左派，却也认为东京审判的记录“是人类历史全面创新的伟大文献”，甚至将其提升至能将日本由“野蛮”导向“文明”的高度加以认识，可见当时日本社会对“历史清算”以及对战争责任的“反思批判”都已有了相当普遍的认识。
同时，围绕东京审判的学术研究起步也很早，1946年11月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即成立了“审判研究会”，其所编辑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自1947年4月出版第一卷。今天回过头来看，日本法学家在第一时间的立场，最能体现日本学术界在战后痛定思痛的反思态度。在谈到审判对于日本国民的意义时，该研究丛书的发刊词这样说：“（认识这一审判不仅是专家的事），每一个国民都应从国际正义的立场见证审判的进行，正视起诉提出的每一个犯罪证据，倾听每一句检察官的主张和辩护人的辩论，充分反省、改变认识、下定新的决心，唯其如此，我们日本国民才能作为新的国际人重生，才会被新构想的国际社会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作为国民必读书绝非夸大。”
除促进日本社会反省外，东京审判对日本的侵略定性还长期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官方历史认识，并成为限制保守政客为侵略翻案的制度性因素。即便是曾为A级战犯嫌疑人、长期对东京审判怀有不满的岸信介，其在身为日本首相时也不得不根据东京审判的裁决公开承认日本的侵略。1960年5月3日，田中稔男在日本国会上质询岸信介首相是否承认日本对中国有长达十余年的侵略行动。虽然岸信介辩称当时参与侵略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在从事侵略，但他进一步说，“然而，日本战败了，无条件地承认了《波茨坦公告》，或者您刚才说的各种宣言、条约等，在今天看来，这些行为是国际上的侵略，对由此造成的各种麻烦，我们应该充分地进行反省，这一点我绝不否认”。田中稔男进一步追问岸信介是否承认东京审判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侵略行动的判决，岸信介表示，“因为我持有刚才所说的看法，关于东京审判的判决，虽然有不同的见解和讨论，但我认为这是当然应该接受的”。由于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第11条中接受了东京审判，其至今仍影响着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官方立场。
重温东京审判以后日本主流社会对于审判的认识，可以看到东京审判对战后日本历史观有两大贡献。一是东京审判对日本的侵略定性，在战后初期广泛地促使日本社会各界反思侵略战争的责任，并长期影响着日本政府官方的历史认识。二是东京审判揭露了战时军国主义日本对民众的欺骗以及日军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暴行，这些事实让日本社会切实感到了战时军阀社会的可怖之处，并冲击了“皇国史观”，引发了日本社会对如何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思考。东京审判开庭距今已近80年，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记忆已经有被风蚀的痕迹，但不再回归“野蛮”军阀社会的认识仍然深深根植于日本主流社会的历史观之中，从中可见东京审判的长远影响。
三、日本保守势力与“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的传播
当下的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态度早已不复审判刚结束时那般高度礼赞，“东京审判史观”也被日本保守势力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客观而言，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开创性的两大审判，在留有贡献的同时，也存在受限于时代的不足之处。然而，日本右翼过分强调东京审判的负面性，并宣称要“否定”东京审判所订立的历史观的论调，显然不是客观公正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政要多次公开否定东京审判，其带有导向性的言论推动了日本右翼所谓“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的传播。鉴于目前日本社会中“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有一定程度的流行，有必要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保守势力频频否定东京审判的动因，以消解其出于政治目的对东京审判贡献的刻意否定。
实际上，日本社会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由来已久，早在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当天，田中正明概述帕尔主张、否定东京审判的《日本无罪论》便正式出版。但是，“东京审判史观”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的时间较晚。在《朝日新闻》的新闻数据库中，从“东京审判史观”这一关键词检索的结果可见，其首次报道“东京审判史观”一词是在1985年8月2日，其契机是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7月于轻井泽召开的自民党研讨会中演讲时使用了这一词汇。
荒井信一指出，“‘东京审判史观’这一词语，开始作为带有负面印象的政治用语被广泛使用，是在提倡‘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中曾根康弘成为首相的20世纪80年代。”对于前述中曾根在轻井泽的演讲，荒井认为，中曾根所称的“东京审判史观”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标语，它笼统地指代了在谋求日本的政治、军事自立的复古民主主义时应排除的历史观。至于“东京审判史观”一词的性质，荒井认为“时至今日，东京审判史观这一用语，仍被作为一种刻板印象化的用语，旨在诱导大众（接受）一定的历史观”。他进一步强调说，“东京审判史观”一词政治色彩浓厚，且缺乏严谨的学术定义，因此难以将其直接当作学术术语使用。
在上述轻井泽的演讲中，中曾根强调要建立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同时又宣称日本曾经有过“皇国史观”，而“东京审判史观”是日本战败后“进入”日本的。中曾根此处暗示“东京审判史观”并非日本本土的史观。由此可知，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曾根认为，为进一步实现日本政治甚至军事上的自主，应该建立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而建立认同的方法之一即排除带有外国史观色彩的“东京审判史观”。
从结果来看，中曾根康弘主张“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并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他的强硬态度因此有所弱化。油井大三郎指出，中曾根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也公开说明了按照“旧金山和约”第11条尊重东京审判的判决，并将其作为日本内阁的统一立场。他还进一步评论说：“中曾根首相，本来是以否定‘东京审判史观’等民族主义主张而为人所知，……讽刺的是，在民族主义倾向显著的中曾根首相之下，却出现了首次开始确认‘亚洲太平洋战争侵略性’的保守政权。”
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的蔓延等问题背后，还有二战中死亡的日军家属组成的遗族势力和靖国神社等神道势力的介入。由遗族势力结成的政治团体“日本遗族会”，会员最多时一度超过800万，在日本选票政治的格局下因拥有庞大人力、财力而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并持续开展了一系列谋求改善其经济、政治地位的活动。遗族势力认为，战死者是“英灵”，国家应该“彰显”这些合祀于靖国神社的“殉国者”，为他们“慰灵”。为此，1976年，日本遗族会、神社本厅等46个组织组成“回应英灵会”，推动政府领导人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活动。自民党内议员也组成“回应英灵会议员协议会”，配合前者的主张。1978年松平永芳就任靖国神社宫司后，靖国神社合祀了东京审判中的A级战犯。松平也承认，这种合祀战犯的举动带有“否定东京审判史观”的意图，松平自述：“从就任前我就认为，只要不否定‘（认为）一切都是日本的错’的东京审判史观，日本就无法实现精神复兴。”
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公开参拜靖国神社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后，认识到如不将A级战犯撤出合祀，将难以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因此其曾探讨过将A级战犯分祀的方案。实现分祀需征得A级战犯遗族的同意，但东条英机的次子东条辉雄拒绝分祀，其理由是如果向靖国神社要求撤回合祀，就等同于承认了裁决东条英机等人那一方的理论，就会将“自卫的大东亚战争”承认为侵略战争等。日本遗族会顾问板垣正声称东条辉雄的上述主张是无可争辩的“正论”。1986年，日本遗族会又以“日本遗族政治联盟”的名义，以政治手段向中曾根施压，公开声称若他不参拜靖国神社，该联盟在自民党内的16万余名党员即刻退党。1993年8月10日，日本时任首相细川护熙明确承认日本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遗族会遂于同年10月1日公开发表抗议细川关于“侵略战争”发言的声明，指责其发言是受到“东京审判史观”毒害的自虐性发言。
总之，日本遗族势力将战死者奉为“为国捐躯的英灵”，并希望改善他们自身作为所谓“英灵”遗族的待遇，这种历史认识与东京审判裁定日本的战争为不当的侵略战争存在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遗族批判东京审判有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遗族会一度规模庞大，其对东京审判的批判推动了“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的传播。但是，随着遗族势力的逐渐老龄化，目前其影响已不复最盛期。
安倍晋三在日本政界的影响力不言自明，他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论”也对“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2022年自民党“财政政策检讨本部”部长西田昌司在参议院所言，安倍始终强调要从“战后体制”中脱离出来，而且表示：“在占领时代制定的宪法，还有‘东京审判史观’，如果不从其中脱离出来，日本就无法成为独立国家。”日本时事通信社“战后保守政治的幕后”栏目对“摆脱战后体制”的评论称：“构筑那个‘战后体制’的是美国。因此，重新审视由美国主导的、将日本的军国主义裁决为诸恶之源的‘东京审判史观’，对安倍来说也是‘摆脱战后体制’中的一环。实际上安倍在第一次执政时的2006年10月2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中，当被问到A级战犯的战争责任时，安倍就称‘作为政府并不适合断定（这个问题）’，故意没有提及其战争责任。”
事实上，在安倍晋三提出“摆脱战后体制”的口号前，日本右翼组织“日本会议”的前身之一，1981年成立的“守护日本的国民会议”（简称“国民会议”），就已经将“东京审判史观”和“战后体制”相联系，并向日本社会宣传“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据1986年“国民会议”运营委员长黛敏郎所言，“国民会议”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修改宪法。 “国民会议”注重由下至上地发起政治运动，注重动员民众，在“东京审判史观”问题上也是如此。以1987年“国民会议”出台的《国民运动方针草案》为例，“国民会议”当时预计开展的活动中就包括“以教科书问题为契机重新审视‘东京审判史观’，开展重新讨论宪法、‘战后体制’的一大启蒙运动。……在全国主要都市以及市町村开展‘新编日本史集会’，唤起思考东京审判等问题、再讨论宪法和‘战后体制’的舆论”等内容。
除了举办国民运动外，“日本会议”及其关联团体还通过出版物向民众传播“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1994年“国民会议”召开大会决议，为了反对日本政府可能在战后50周年举办反省侵略战争有关活动的动向，其将举办五项国民运动，以普及“大东亚战争的正确意义”，其中一项运动即“发表日本及国际社会有识者批判东京审判的共同声明”。最终，在1996年即东京审判开庭50周年，借“国际社会”之口批判东京审判的《世界审判东京审判》一书出版，其著者“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即“国民会议”联合其他保守势力组成的政治群体。2005年，该书重新出版，其出版信息页标明该书由“日本会议”所企划。此后，该书还多次重印，成为宣传“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书籍中较有影响力的一部。此外，还有许多著作虽未以“日本会议”的名义出版，但其作者本身是“日本会议”的成员。例如小堀桂一郎，可以说是批判“东京审判史观”最有影响力的论客之一，他不但出版了东京审判中辩护方未能提出和被法庭驳回的证据等史料，还撰写了如2001年出版的《再见东京审判史观》等多部论著，而且在1997年“日本会议”成立之初小堀即任副会长。
目前，“日本会议”仍公开将“东京审判史观”与日本的政治相联系。从其官方网站“日本会议的活动方针”栏目可见，“日本会议”活动方针的第一点就是“为谋求日本正确的前进道路，日本会议要迅速地处理重要的时局问题”。在“日本会议的目标”这一栏中第二点可见，“日本会议”开展活动的一大目标是制定新宪法，其认为外国占领军制定并强加给日本的宪法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日本应该有日本人自己制定的新宪法。现今，“日本会议”的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其组织机构遍布日本47个都道府县，查阅其干部名单可见，日本遗族会和神社势力等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也名列其中。根据2016年出版的《日本会议的全貌》一书中统计，“日本会议”的关联组织“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有281名国会议员，其中247人属自民党，安倍晋三也曾是该恳谈会的特别顾问。从“日本会议”及其关联组织的规模来看，其仍将长期拥有一定影响力。
上述列举的“日本遗族会”“日本会议”等组织，以及中曾根康弘和安倍晋三这两位日本政要，只是传播“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者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例。对其脉络的概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流行的背后存在保守势力为政治目的而刻意制造的因素，而且目前保守势力对于这一论调的塑造带有鲜明的摆脱所谓“美国构筑的战后体制”的色彩。“日本会议”代表委员大原康男在2008年也曾指出，“东京审判史观”虽然总被中国等国所援引，但必须充分认识到这原本是美国的史观。二是“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过于强调政治性，但学术性不足。以侵略问题为例，一部分支持“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者认为东京审判的侵略定性是美国等审判国单方面“灌输”给日本的，但1985年文部省官员高石邦男在回答教科书审定相关问题时曾说，认为日本的行为属于侵略是学界的通说或多数的说法。也就是说，侵略的定性并不是所谓“战胜国”单方面的看法，而是得到日本学界多数承认的。“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往往强调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并且将侵略等已由学界验证的通说塑造成“胜者强加给败者的判决”，这种简单化的逻辑在博取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或保守派的修宪等政治主张的同情时或许可以起到作用，但经不起学术研究的考验。
四、结语
战后两大审判重要的法理意义是反驳了个人不应该负国际刑事责任的主张，开创了追究发动侵略战争者的个人刑事责任的先河。东京审判既再次确认了纽伦堡审判订立的原则，又在对“侵略”与“自卫”法理的讨论、追究文官的“指挥官责任”等问题上较纽伦堡审判有所发展。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对日本作出侵略的定性，这不仅以法律的形式彰显了被侵略国抗击日本侵略有不容抹杀的正义性，还随着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接受东京审判而成为限制战后日本右翼为历史翻案的制度性因素。东京审判也对战后的日本社会起到形塑作用，审判所揭露出的战时军阀、官僚对日本社会的压迫和欺瞒、舆论统制的危害等，不仅冲击了日本的“皇国史观”和军国主义，还作为一种历史记忆，长期促使日本社会思考如何从“野蛮”走向“文明”。
日本右翼往往刻意无视战后国际社会对东京审判贡献的肯定，并将东京审判对日本的侵略定性曲解为一种审判国“强加”给日本的历史认识。然而，战后学界的主流研究已经证实，东京审判对日本的侵略定性建立在确凿的证据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日本右翼无法否认的客观性。也应注意到，日本右翼只是日本社会中一部分声音。日本右翼竭力炮制“东京审判史观否定论”、诱导日本国内社会否定东京审判这一行为本身，恰恰也说明了东京审判所确立的正向历史认识至今在日本社会中仍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从人类文明这一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战后两大审判所呈现的战争暴行之恐怖，也将长期呼吁人们要追寻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