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解放日报》2025年5月3日第8版。
储欣予，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937年10月30日，接到撤退命令的谢晋元率部撤入公共租界，原商定经沪西返回部队整编。不料，租界当局违背承诺，将“八百壮士”缴械囚禁于“孤军营”。
1942年，“八百壮士”中的57人被日军从上海吴淞码头押解上船，在海上漂泊40余日后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修建军事工程。历经三年苦役，57人中仅有36人幸存。
曾为“八百壮士”一员的田有收晚年回忆，自己与11名同伴被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重活，如挖防空壕、修公路、砍伐树木、搬运石头等。
据统计，整个二战期间，拉包尔地区共关押超过1000名来自中国的战俘，不少是被日军强掳到此的中国士兵。不幸的是，最终有超过600名中国战俘在拉包尔殒命，长眠异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澳大利亚陆军第一军接管拉包尔，对周边地区约8.9万名日军进行武装解除，释放了幸存的战俘与平民，并开始追究“亚洲俘虏”的问题。日方辩称，相关印度人和中国人并非战俘，而是编制在册的日军劳工，对其处罚或处刑不构成战争犯罪。澳方驳回了日军的辩解，认定他们是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战俘。
调查人员先在中国战俘营里对日本战犯进行指认和辨识，随后在中国平民营里举行对日本战俘的指认和确认。其间，“八百壮士”幸存者提供了大量证词，为揭露日军暴行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地华侨也站出来为中国军人担任翻译，协助指证日本战犯。法庭依据这些证词对参与施暴的战犯一一提起诉讼。
澳大利亚是各盟国中最早开始调查日军暴行的国家。早在交战期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成立了“针对日本人对澳大利亚人实施的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由昆士兰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弗拉德·韦伯担任主席（后任东京审判庭长）。之所以设立该委员会，是因为从拉包尔等地撤退回国的澳军士兵大量控诉日军的“残虐行为”。
战后，澳大利亚在莫罗泰岛、韦瓦克、拉包尔、纳闽、安汶、达尔文（澳大利亚本土）等地分别设立军事法庭，对日本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从1945年11月到1951年4月，澳方共审理案件294件、起诉战犯924人。
拉包尔审判充分体现了同盟国共同维护战后秩序与正义的决心。对于以“八百壮士”为代表的中国战俘来说，正义虽迟但到，历史未曾遗忘他们的苦难与牺牲。
